试论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设置.docVIP

试论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设置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073-02　　从1764年贝卡利亚首次提出废止死刑的见解以后，人们便开始对是否废除死刑进行深入讨论。1786年突斯展尼（今意大利西部）首先废除了死刑，之后部分国家也开始陆续走上废除死刑的道路。死刑是所有刑罚中最严厉的处罚方式，它以剥夺犯罪行为人的生命来确保犯罪行为人不会再做出危害社会的行为。刑事处罚的目的是惩罚、改造、震慑犯罪人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虽然死刑可以起到绝对的防止再犯的作用，但是它以牺牲人的生命权来惩治犯罪，这违背了改造犯罪人的初衷，代价巨大且不可撤销。对犯罪的处罚，尤其是经济类非暴力性犯罪，除了死刑，其他刑罚方式也同样可以达到惩治、震慑犯罪的目的。　　一、我国的死刑政策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突出，犯罪率不断上升，党中央、国务院为了稳定社会局势、打击犯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严打”。在此期间，国家又出台了一系列单行刑法以及相关的程序法、司法解释，死刑的适用开始出现膨胀。主要表现为：（1）扩展死刑罪名。单行刑法一共规定了52个死刑罪名，致使的死刑罪名总数达到了80个左右，占同时期罪名总数的31%。这些死刑罪名部分是新增设或者是提高原有罪名的法定升格刑。（2）以死刑为绝对确定刑的罪名的出现。这些罪名条款设置往往以后者补充前者，增加了死刑设置的范围。（3）简化死刑程序与下放死刑核准权。为达到从快的效果，死刑案件的诉讼程序简化，上诉、抗诉等相关期限缩短。另外，在此期间，死刑的复核权被下放。　　1997年修改《刑法》删除了部分死缓决定，但对法律上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增不减，而且1997年《刑法》分则依然保留了非暴力犯罪在内的68种死刑罪名，占罪名总数的16.5%。总体而言，从1997年到2010年的十几年间，死刑罪名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变化。不过，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复核权。这一举措直接或间接引起了死刑判决和执行数量的下降[1]。之后2011年3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并原则上取消了老年人犯罪的死刑，即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其中，在这被废除的13项死刑罪名中有10项属于经济犯罪。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立法模式的历史考察　　在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制定和颁布时，我国经济生活还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一切经济活动均有严格的计划依据。这种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极大地限制了经济活动的活跃性，也有效地遏制了经济犯罪的大量发生和发展。在19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仅有的15条规定几乎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当时的刑事立法模式也是单一的法典模式[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商品经济的各种因素出现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日趋增多。这样，原先单一的法典模式已经开始不适应当时的经济犯罪形式，因此，我国开始对《刑法》进行补充修改，颁布了一些专门针对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单行法规。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这些单行法规已达十余个，其中对经济犯罪死刑的设立也逐渐增多[2]。面对日益高涨的经济犯罪浪潮，我国采取了扩大犯罪圈和增加刑罚量的方式加以制止。　　虽然近十余年来，死刑的立法一直在增加，但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数量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总体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时增高的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直到近年来，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才逐渐加快了废除死刑的步伐，对待非暴力犯罪也开始寻求新的解决方式。　　三、经济犯罪死刑设置的不合理性　　目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设置已经得到了改进，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55种死刑犯罪规定中，非暴力犯罪占27种，其中分别包括毒品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和其他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3]。在这些死刑罪名中经济犯罪死刑判定的比例最高。　　笔者认为，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的。死刑又称为生命刑、极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方法。此刑罚一旦实施，将造成永久性的结果，具有不可逆转性。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4]。那么，因为经济犯罪而被判死刑是否承担的刑罚太重？2012年的吴英集资诈骗案被告吴英被判处死刑一案在社会上引发了强烈反响，社会公众对死刑这一审判结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对于集资诈骗案来说，死刑的判处结果太过严厉。最终，最高院碍于舆论压力将案件发回重审，并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