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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与写作 迫害与写作 　一七六二年，卢梭的《爱弥儿》在巴黎被禁。 　　启蒙时代，作家被禁堪称家常便饭。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百科全书》，爱尔维修写《精神论》，谁也没能避开查禁的命运。更不用说伏尔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禁了。彼时在法兰西境内出版和发行图书必须有国王的正式批文。好些作者只能匿名出版。但为此坐牢的人不在少数，狄德罗和伏尔泰不说，更有赫赫有名的萨德侯爵。 　　卢梭因为逃得及时，只是被烧了书。平心而论，遭遇不算最坏。但他心里的阴影似乎比谁都深。他在禁书之后的写作总带有被迫害的笔调。随着《忏悔录》的问世，也许还要算上《对话：让-雅克审判卢梭》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思》，一个神话俨然成形。在迫害中舍身为真理的写作者卢梭成功地在后世读者的心中烙了印。 　　这个神话由卢梭本人一手成就，而《致博蒙书》正是缔造神话的开端。 　　卢梭写成并出版这封几千言的长信，历时半年。一七六二年八月二十日，巴黎大主教博蒙就禁书写《主教训谕》，一周后正式发表。九月二十六日，卢梭在莫蒂埃收到样本。十月初开始回信。隔年一月一日，信被寄往阿姆斯特丹书商曼雷。彼时欧洲的禁书多在荷兰印刷。同年三月，《致博蒙书》问世。即便按今天的学术出版标准看，这也是相当惊人的速度了。 　　那年夏天，卢梭经历了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六月八日半夜，他被从床上叫醒，得知巴黎法院即将逮捕他。第二天，他匆忙逃离蒙莫朗西，在路上与法院的马车擦肩而过。他还没走出法国边境，巴黎法院的台阶前已起了一把火，将《爱弥儿》当众烧了。在伯尔尼的伊弗东，他听说日内瓦待他并不好过巴黎。他的同胞们不只查禁《爱弥儿》，还有《社会契约论》，并且宣布他一回国即刻逮捕。这件事对他的震动，后来要花更长的时间才化解。他不及安顿，伯尔尼政府很快就下了驱逐令，欧洲各地亦纷纷响应。七月十日，他总算才在纳沙泰尔的莫蒂埃觅得一处避难所。 　　夏天是残酷的季节，秋天也没有好过些。在流离颠沛中，他苦于偌大的欧洲没有容身之地，来不及想太多。等到渐渐安定下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他所遭遇的声讨和制裁同时来自天主教的巴黎和新教的日内瓦，来自宗教界和反宗教的启蒙哲学家圈子，来自政府和教会。多么古怪！这些原本相互敌对的势力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只为了对付他，一个钟表匠的儿子！ 　　迫害的念头一经产生，纠缠不去。在《致博蒙书》的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情感和说理，全以迫害为基调。 　　这封长信就像一出戏剧。主角是卢梭本人。他本色扮演了一个不幸受迫害的作家。他的出场自述相当有名，历来为评家争相援引。他哀叹自己被诅咒的命运，自称本不是作家的料，却偏偏当了作家。他早年在一种幸福的懵懂之中度日，丝毫没想过摆脱这种状态，直到第戎科学院发出那道可悲的征文题目改变了他的命运，令他不情愿地入了这个天生不适合干的行当，从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比较卢梭草稿中的说法，我们不难看到一丝有趣的差别： 　　我在年轻时代保持沉默，我没有因为渴望声名而丧失本性。我若生来有几分才华，也不急于展现；我等到自己心智成熟，我的思考令我可以很好地运用自己的才华。我在自认为找到运用的方法时才开腔说话 　　最终定稿删去了这一段。显然，无奈入行的作家比冷静出手的作家更接近受迫害者的形象。怀疑卢梭的写作真诚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不难分辨，在演员卢梭之外，还有导演卢梭，他们对迫害的用意有所不同。 　　主角讲罢自己的遭遇，配角登场了。巴黎大主教博蒙是这出戏的第二号人物。他是封杀卢梭的人，迫害的化身。卢梭通过援引《主教训谕》与他展开对话。整个对话内容不外是反驳对方和自我申辩。在开篇题词中，卢梭自比奥古斯丁，而把博蒙比作迦太基的论辩对手帕桑提乌斯（Pascentius）。后者和博蒙一样出身显赫，却是个阿里乌斯派信徒，据说论辩不守规矩，过后还自诩胜了奥古斯丁。把堂堂巴黎大主教比作异端分子，卢梭的语气很不客气。但这还只是隐喻。我们看看他一开场就说了什么： 　　大人，为什么我有些话非得对您说呢？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我们如何能听懂彼此的话，您与我又有何干呢？ 　　但我不得不回应您：您本人迫使我这么做。您若只抨击我的书，我会随您说去，但您还抨击我的人身；而且，您在人群中的威望越强大，我越不能在您试图破坏我名誉时姑息沉默。（Jean-Jacques Rousseau， OEuvres Compltes， Paris：Bibliothque de la Pliade，1959-1964，p.927。中文由本文作者翻译，下引此书只标页码） 　　多么骄傲的口吻！卢梭不指望说服博蒙，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自称基督徒，却公开否认原罪说、创世说，质疑启示宗教和神迹，反对教会权威，在任何教会领袖的眼里，只能是亵渎宗教，只能是势不两立。演员卢梭尚在竭力申辩，导演卢梭早已心知肚明。 　　但对话要照常进行。卢梭首先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