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的主要影响.docVIP

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的主要影响 论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的主要影响 　　秦亡汉兴后，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承秦之弊，以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统治思想上推崇无为而无不为的黄老之术，政治制度上沿袭秦制并不断加以损益。到汉武帝时，汉儒大宗董仲舒对传统儒家学说加以改造，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有利于当时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经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行政强化，被确立为汉代核心统治思想，这一思想对汉代公文写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汉武帝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建立与之适应的文化思想。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1]。董仲舒在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天人关系理论为核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政治理论体系，内容主要包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教化于民、适时更化、求贤尚才等，并在第三次对策的结尾提出了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的建议，主张以儒学为主导思想以维护大一统社会的政治局面。董仲舒的对策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董氏天人合一思想通过封建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实际的社会政治中加以贯彻实行，其深刻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 　　二 　　汉承秦制，沿用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中央集权制[2]，由此形成的汉代官僚体系中，皇帝居于至高地位，总揽威权，柄不借下。其下，依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和权限范围划分为若干层级，大小官僚逐级向上负责，权力渐次向上集中，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结构，而皇帝居于这一官僚体系的最高点。由于历史条件所限，面对辽阔的统辖区域和众多的人口，要管理如此繁多的社会事务，统治者本人必须借助一定的控制手段，其中思想意识的统一和行政公文的传通是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两种手段，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专制系统中，被统治者从属于统治者而受其控制，下级的目标从上级的目标中派生出来[3]，统治者的目标就成为专制系统中全体成员必须服从的最高目标。统治者往往通过一定的精神文化形式将这一最高目标确立下来，从而对社会主体及各类社会关系进行思想控制。汉武帝所独尊之儒术，并非是先秦之儒学，而是董仲舒在坚持传统儒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摒弃了早期儒学空疏迂阔的倾向，同时汲取其他学说中有利封建统治的内容，而为汉代封建政治生活服务的新儒学。董氏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大一统、适时更化，注重教化等思想主张，既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自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了汉代政治统治的核心指导思想，由此又确立了儒生为官僚机构中的主要人员。《汉书董仲舒传》云：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这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在其权限范围内，以忠君保民为目标，执行统一的中央政府的指令，在具体的贯彻落实中，按照新儒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处理日常事务，而不必事事向上请示。这样统治者就通过统一思想意识、进而确立选官标准实现对各个统治层级和区域的自动控制与调节。 　　在专制系统中，仅靠思想意识的统一是无法达到所谓君行其道，臣尽其职的状态，具体的行政控制还需要行政信息的主体公文发挥作用。这是因为，在专制系统中实行的是金字塔型结构，即一个上级有若干数量的下级，而任何一个下级都只有一个上级，层层排列组合起来，结果即构成一个在顶部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结构。这样就需要将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最高目标分解、转换，派生出各种下级的子目标，而这些目标在行政控制中往往外化为具体的行政信息。 　　公文，作为处理事务、管理国家的工具，在国家行政系统中主要起联系、沟通、传递的作用。统治阶级正是通过公文在上、平、下这三种行移方向上进行行政信息的传通，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推动整个国家系统的正常运转。所以，公文的写作要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和目标，符合官方指导思想。综上，在专制系统中，因为下级目标须与上级目标协调，并且必须同最高目标保持一致，所以需要行政信息主体公文在其中发挥传递、沟通、联系作用，而这一作用的发挥也离不开最高目标核心统治思想的指导，因此二者存在着体和用的关系。 　　三 　　汉代巨儒董仲舒通过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确立起了一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控制体系，从汉代的许多公文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思想体系的影响。 　　（一）重灾异，修君德 　　董仲舒认为君权神授，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1]；但是，如果人君不重德行，违背天意，上天就会降下各种灾异现象，以示谴责和警告，这时人君就要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