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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1968-1972) 　　我的经历 　　 　　我生于1924年11月19日，四岁时父亲死去，留下母亲、弟弟和我三人。父亲生前因吸食鸦片，将家中房产、宅地全部卖光，只留下三亩岗地(据说因早死一天而未卖成)。母亲当时因无法生活，将弟弟卖掉，带我一人到外祖母家寄居。 　　在我刚上初中前后，有一堂伯父死去，留下一个傻儿子，后也死去。他家有一些地，我母亲分得十亩。我初中毕业到四川上学期间(1944年以后)，我母亲又从我一个堂伯母(此人儿女全无。只有一人)那里买了一小块宅地，盖了两件(间)草房，这时从我外祖母家搬回到原村居住。土改时我家评为地主成分，分得土地六亩。 　　我十一岁上小学，从二年级开始(1935年)。初小毕业考取了附近镇子上一个高小，读了不到一年因无钱交伙食费而停学。这时抗日战争已爆发，家乡来的军队很多，经一亲戚介绍曾到国民党军队里跟一个连长当了一段勤务兵(不到三个月的样子)，在离家一百多里地的地方住下时，因顶嘴而被罚过一次跪，以后不干回家了。后又到乡附近另一个高小读书，1940年高小毕业。 　　1940年夏考取附近唐河县初中，第二年因交不起学费停学。这时从一些同学中得到消息，说河南省西部有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国立中学，但必须是战区学生(即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的地区)，我家乡当时还未沦陷，但靠近桐柏县以东的信阳已被日本鬼子占领，算是沦陷区，于是决定冒充战区学生，即把籍贯改为信阳人。到豫西内乡县西峡口镇伪国立一中一分校报考，结果被录取。当时同去的有另外两个同学，是同乡，此二人一个叫刘敬，解放初期听说此人在桐柏县委工作，1950年我回家时见过他一面，以后从未来往。另一位叫刘复，此人现在在鞍钢炼铁炉工作，是西北工学院毕业生。 　　1941年考入伪国立一中一分校(此处离我家乡有四百多华里)，到1944年毕业。初中二年级(1942年)参加过三青团，但未发过任何证件，无活动，未担任过任何职务。以后也从未联系过。大约在初中二三年级时，学校学生伙食不好，传说校长贪污，闹学潮，群众在愤怒之下要打校长，部分学生冲入校长办公室，我是其中之一，当时部分教师出来劝解，并答应不开除一个人。当时出布告有五个人记过，我是其中之一。1944年初中毕业，我们五个曾被记过的学生，全部被默退，不许升入高中部。 　　当时同班一位同学耿玉蛰因病而未升入高中部，此人父亲在重庆搞基督教方面的工作，他打算到他父亲那里去。我当时升学的念头很强，决定和他一起到重庆想办法考学。当时两人无钱买汽车票从西北宝鸡方向进川，乃决定从湖北西部步行入川，但走了十二天之后，才走到湖北西部长江旁边的巴东县，然后由巴东坐船到重庆，这时重庆各校招生期已过，同行的耿玉蛰因有家，由他父亲想法上一个私立高中去了。我到沙坪坝伪中央工业学校，据说这个学校的校长和伪国立一中校长都是河北人，因而凡是国立一中来的学生都可免考入学，我们由河南离校时曾带了证明信，但当时一般初中毕业生都不愿上工业进修学校而愿上高中，然后入大学。我当时在没办法上高中的情况下，进入了该校土木专科部。进校后听说不少人只是把在那里上学当作食宿场所，因该校吃饭不要钱，一面把老师上的课程应付及格，保住饭碗，另外就埋头准备报考大学的主要课程，两三年后仍可以同等学力(历)的资格报考大学，我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在该校读了两年(1944－1946年)而考入重庆大学的，所以我没有上过高中。 　　在中央工校时两年中，政治上对我有一些影响的，是同班同学王梅园，此人经常谈一些进步思想，让我参加一个什么自由组合的小报刊物。我当时因一心想考大学，整天埋头数理化课程内，对文学方面的东西不愿花气力，所以没有参加，实际上是对政治不关心。该同学解放初以军方代表之一，回到沙坪坝(当时改名王德裕)，曾主持沙坪坝文化区学生的政治学习。 　　1946年我考取重庆大学建筑系，二年级时转入电机系。1951年毕业，学习一个月后，统一分配到铁道部文化局。由文化局转分配到哈尔滨铁道学院教学研究班学习一年，1952年毕业时留校，后院系调整来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至今。 　　我到重庆大学时虽然离开了中央工校，但两个学校校址紧紧相邻。我当时和中央工校有来往的学生有两种，一是河南同乡，一是国立一中校友。 　　重庆1949年底解放，解放前夕各校进行了有组织的护校工作，并修筑有工事。解放后一段时间，一天中央工校一位同乡(姓阎)遇到我，他说他解放前夕到成都去了，而且和一些人想捉国民党军官交给解放军，当时我告诉他中工是马肇蔚负责学校的一些工作，叫他把自己的情况谈一谈。马是一中校友，河南人，他们也很熟悉，马是地下社员(即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又过了一段时间，我这时已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为候补期三个月)，同班同学，团小组长周学云(此人后入党，也是地下社员，现在重大无线电系)曾问我中工有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