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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像主导与乡村生活 　　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二元关系,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无论是城市精英前往乡村田野实践一种社会抱负,还是乡村民众进入城市工厂寻找一种人生希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次次冲动无不刺激着中国社会这个母胎的不停辗转。乡村的社会文化和乡村的生活世界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家园,还是一种侨寓者返身其中的痛苦失落式的荒原,沈从文、鲁迅等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借助小说文本进行着各自不同的言说和想象。 　　 一般来说,大众传播的内容无外乎集中在“信息”、“焦虑”与“娱乐”三方面。乡村小说是想象乡土的一种工具,乡村视像是影响大众的一种方式,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最好的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精神娱乐。 　　 大众娱乐在乡村与城市中都司空见惯。“小城镇”、“人口流动”、“乡镇企业”、“新型农民”、“村民自治”等关键概念在上世纪末的涌现,标志着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乡村在惊喜与模糊中开始审视城市,他们不再对城市生活方式加以敌视,而是作为一种先进的生存方式去体验。从物质丰富的崇拜到精神娱乐的满足,中国乡村社会那种靠向城市的冲动早已按捺不住,它们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接受他人的“装扮”,并不时地自我“装扮”。那么,城市对于乡村如何治理呢?传统乡村的治理是城市精英管理与乡绅给予协助的方式。解放后,国家动用组织的力量开始对农村全面渗入,从经济生产到文化生活进行完整管理,组织权力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上世纪末,商业文化开始扮演一种强势,市场和商业在农村的经济生产和文化生活中开始施加影响,组织权力渐渐退居“幕后”进行政策制定和管理服务,尽力地为市场“保驾护航”,让民众自己来进行治理和作业。 　　 在城乡互动、组织权力与商业权力分工、以及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专业化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乡村娱乐呈现出一些必须言说的特征。 　　 　　视像主导:中国乡村娱乐的一个缩影 　　 　　 既没有南方许多乡村那样高度现代,也不似边远乡村那样低度现代,苏北A村既兼具现代特性与村落特性,转型迹象明显。A村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三十余公里,进城主要借助公共交通,但是周边四公里内分布着三个小城镇,上街步行或者骑自行车都很方便;全村有37户人家,157位乡民。长期外出打工共30人,其中21人都是家里的主要劳力、当家人,岁数在20-45岁之间;主要依赖农业收入,但是从事农业劳作的人力逐渐流向城镇,乡民自主支配时间增多,35岁左右以下的乡民不喜欢劳作,也不再熟悉农业劳作,乡民收入户均年净收入8000元左右。 　　 　　 本研究走访了数位不同年龄、性别、文化层次的乡民,发现乡村娱乐活动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阶段性,即娱乐时间趋于标准化,以往民间艺术、传统节日形成的“狂欢”逐渐逝去,国家法定节日和一些“洋节”成了乡村娱乐的“借口”。二是繁荣性,即娱乐呈现一定的繁荣景象,串门、赶集、进城、看电视、上网、打牌等都是普遍的选项。三是混合性,即传统与现代方式并存,在现代工业理念与消费主义的冲击下,现代娱乐方式逐步占据主动。最重要的一点是,视像逐渐主导乡村娱乐。所谓视像主导,即电视、网络等承载着静态尤其是动态影像的媒介“接管”了乡村日常娱乐。乡民闲暇或者休息之前总要收看电视,这成了一种日常生活;青年人回归乡里总要观看一些录像影片,或到乡镇县区“K歌”上网,也成了一种习惯。 　　 　　1.从官方组织到乡民自主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乡民娱乐呈现着有序状态,除了家庭内部或者乡邻们聚集聊天,群众性和组织性的文娱形式是乡民休闲的主要方式。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回忆: 　　 文化大革命和‘大包干’开始时候,大家伙闲着没事主要是瞎侃,或者去看电影、听大鼓,看来村里玩戏的,很多人凑在一起,很热闹,那些人歌唱得好,也很会说,现在见不到了。 　　 这些组织性的休闲娱乐方式具有群体的共同性、有序性。各种文化价值与规范都通过主流的社会制度与机构来传递,这就使得传统农村的日常生活行事变得自然而然受到制约,不过,群体具有满足内在成员寻找“归宿”的心理期待,所以他们不觉得是束缚。然而,在现代大众媒介电视以及类似的商业影像的冲击下,当农村大鼓、唱戏之类集群式的娱乐活动无法生存时,乡民却很“失落”。正如加纳姆深信的那样,“政治性的传播被迫通过商业媒介来调教自己……公共传播已转化成消费主义政治。……在一个公共生活被私人化的家庭生活取代的社会里。公民被视为单个的个体,而不是公共中的一分子”。 　　 无序与“失落”带来的是休闲状态的无指向性,在这种“真空”的间隙,乡村尝试着多种娱乐方式,所以麻将、赌博、迷信、低级趣味演出等都成了乡村娱乐的选项。 　　 赌博成风,打牌还只是最常见也最不刺激的常规节目。近两年,家乡流行香港的六合彩,叫“买码”,已经泛滥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学者黄灯就说过:现代化的脚步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