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时代化.docVIP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时代化 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和灵魂。思想文化的状况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生存发展。思想文化强，则国家、民族、社会强；思想文化弱，则国家、民族、社会弱。如果思想文化弱到无法凝聚人心，无法集合力量，无法维系生存，无法推动发展时，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就会面临消亡的境地。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断，历久弥新，日益灿烂。尽管五千年来，战火不熄，风雨不断，天灾不止，人祸不休，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顽强拼搏，打不垮、难不倒，苦不叫、死不怕，胜不骄、败不馁，用智慧、用胆量，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使我们的民族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有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所独有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之所以越来越有力，能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不间断地发展，能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抗压力量和拼搏精神，能使中华民族爆发出巨大的竞争优势，超越别人，走向前列，是因为我们拥有的传统文化是不断发展创新的文化，它具有时代化的鲜明特征；是因为我们拥有的马克思主义是接地气的马克思主义，它具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这才是中国思想文化强大有力的诀窍所在。 　　一 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才有勃勃生机 　　任何科学理论，只有本土化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否则，只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只能是死教条、不是活灵魂。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胜利，关键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中国人民在遭受残酷的封建压迫的同时又遭受帝国主义势力的民族压迫。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求强求富的道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反动政权。随之，思想文化界出现复古倒退的逆流。于是，一些觉悟的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改变中国，必须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即后来的《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民主科学两大口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探寻救国救民之策的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传播、解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总结、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探索、寻求中国救亡图存、发展进步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等问题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19年7、8月间，争论的焦点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争论中，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观点。这场争论不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且以辩论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不能停留在书斋里，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1920年11月，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问题。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宣扬行会社会主义，主张用和平基尔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人的批评，主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认为这才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第三次争论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展开的，一些人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主张用无政府主义来救中国。陈独秀、李达等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争论，强调必须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利益。这些围绕救国之路的思想文化争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一开始传播、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直接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相联系，有意识地用马克思主义来破解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这根天线已开始接上中国的地线，也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幕。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有了一个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从此就深深地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扎根在广大共产党员的心田里，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二）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走向胜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两次重大的理论飞跃。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