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docVIP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 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 　　社会科学领域对风险的关注始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由欧洲一批社会学家对风险理论的研究建构参见：U.Beck.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London：Polity Press. 1995；Giddens， A.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Cambridge：Polity Press. 1991；Luhmann， N. Risk：A Sociological Theory. Ne.收集整理电视、广播、互联网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有针对特定行业和利益群体的更专门化的媒体；还有友邻之间构成的非正式社交网络。这其中大众传媒的知晓度是最高的。现代社会各种风险事件充分说明，风险已经成为了公共领域和政治博弈的一个关键概念。在这一博弈中，大众媒体充当了重要角色，它强烈地影响着社会认同、风险定义、风险选择，以及关于风险的知识，因此媒体是风险意识的核心，也是解释人的风险反应的核心＼[1＼]（P52）。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风险专家眼中最严重的事件，报道级别也不和事件发生的频次成正比。人们发现，在报纸版面的方寸之间，在电视报道的分秒之中，风险很少遵守科学规定的级别。空难死亡出现在头版的可能性是癌症死亡的6000倍，核事故受到的关注比吸烟导致死亡多得多。＼[2＼]由此可见，媒体对风险的报道是有选择的，并不是所有的风险事件都始终受到媒体的关注和追踪。那么什么样的风险可以进入媒体的视野？当一个风险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时，媒体又是如何建构它，继而使其成为公共意识的焦点？我们且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观察新闻媒体是如何进行风险的新闻生产的。 　　一、风险情境下的新闻选择 　　几年前，国内双汇等肉制品企业卷入瘦肉精事件，并在中国大陆引起轩然大波，激起国家层面的对瘦肉精等食品添加剂史无前例的追剿和打击。无独有偶，在台湾，持续多年的因进口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所引发的风波（以下简称美牛风波）至今仍在发酵。随着2012年年初台湾大选的结束，马英九当局重提美牛议案，声称考虑扩大开放美国牛肉进口，有条件地解禁瘦肉精。消息一出，岛内舆论哗然，民众抗议的声浪此起彼伏，同时引发台湾政坛朝野持续纷争。台湾岛内的新闻媒体对这场风波持续维持较高的报道量，也使这一风险事件迅速升级为典型的媒介事件。 　　媒介是一种社会组织，新闻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建构新闻的过程也就是新闻生产的过程，其中新闻源的选择、文本的释义以及传播效果的预设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角力的结果。从新闻规范来看，新闻选择必须有较稳定的新闻选择框架，它是一种持续不变（over time）的认知、解释和陈述框式，也是选择、强调和遗漏的稳定不变的范式＼[3＼]（P6-7）。从市场规范来看，媒体又要争夺受众和广告商。这两种体制特征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常见的有力度、可预测的风险报道方法，并确定哪些风险吸引眼球，如何吸引，何时吸引，吸引什么人的眼球，为何吸引，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吸引＼[1＼]（P233）。 　　我们从新闻选择的角度来看，突发风险的发生速度、信源组织难度、议程启动如何快速成为焦点等问题，通常是媒体进行风险报道的重要选择标准。因此，媒体针对突发性风险事件的关注往往多过对持续发展的系统风险的关注，那些长期存在并缺乏争议的风险是不太可能进入新闻生产的周期的。在台湾，对进口美国牛肉的风险评估是长期困扰当局和科学界的难题，但甚少被媒体诉诸报道。其原因在于科学风险是一个基于未来的概念，其不确定性与重视现实和当下的基本新闻原则是相冲突的，能够引起记者关注的一定是确定的风险发现和争议。此次美牛风波激发了岛内健康风险、经贸危机、政治失序和美台关系动荡等一系列突发变故，致使风险的扩散在某些方面变得显而易见，因而迅速进入了媒体的议程设置。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燕：风险传播中的新闻生产以台湾美牛风波为例影响媒体做出价值判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报道中是否存在人的角度，也就是直接承受风险的个体。风险的新闻报道尤其重视个人的讲述，个人叙事有时比事实真相和数据更能够和受众的利益相关联，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对风险的担忧，因此能迅速地获取关注。如果一种风险还只是假设，并没有确凿的受害者，媒体通常不会有兴趣进行持续追踪报道。台湾TVBS、《中国时报》等媒体采访台湾南部猪农，持续跟踪他们北上抗议当局开放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并四处走访普通民众，获取他们对美牛问题的担忧、抱怨、质疑的声音，以此激发受众的共鸣。这也体现出媒体对处在风险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尤有兴趣。 　　另外，风险的追责问题在此次风险报道中也非常突出。能够将引发风险的责任归咎于某人或某机构（官员、部门或政府）是吸引媒体做报道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