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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研究 第五章 史学概说 就传统的四部分类言，史部是最有分量的一部。在世界文化的大视野下看，中国的史官传统最为悠久，史学典籍最为丰富。 “中国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梁启超 第一节  史家传统与精神 1、史官是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执法系统和监督系统。 春秋以前，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主要的可以分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 赵盾（？—前601年）：嬴姓，赵氏，名盾，谥号宣，时人尊称其赵孟，史料中多称之赵宣子、宣孟，春秋中前期晋国卿大夫，赵衰之子，杰出的政治家。 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溜，而后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秋九月，晋候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 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史记·齐太公世家》 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 时穷节乃见， 一一垂丹青。 在齐太史简， 在晋董狐笔。” …… 文天祥《正气歌》节选 田余庆先生论直笔 开局修史，不但当局有所标榜，有所避趋，史臣也会有所迎合，而执事者又求迎合史臣。崔浩总裁史事，首在破邓渊狱后史臣裹足局面，一切惟“务从实录”是崇，显示自己忠于太武帝的付托。而竞趋之士为了迎合崔浩，更以国史刊石立衢，“欲彰浩直笔之迹”。古来权势宠幸者于臣君相与之际，有时未达一间，酿成事端，自贻伊戚。智如崔浩，也不免忘乎所以，竟不思伴君伴虎之谚。 ……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本不悖于史德。但他并不理解太武帝所言“务从实录”之意，除了有惩于邓渊狱事外，还有太武帝自己的理解与需要。诚如《史通·序传》所说：“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这才是太武帝所要的实录。修国史如果不能有所隐又有所称，这种实录是当局者所不能容许的。“盛矜于己而厚辱于先”，那就难保不取祸了。 （《拓跋史探》） 褚遂良（596年－658年），字登善，封河南郡公，故又世称褚河南，唐朝政治家，书法家。钱塘人（今浙江杭州）。 房玄龄，（579年～648年），别名房乔，字玄龄（一说名玄龄，字乔松），汉族，齐州临淄人（今山东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时的开国宰相。 “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 ——《剑桥中国隋唐史》 刘知几论直笔之难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