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docVIP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 康雍乾时期，即18世纪，是德国巴伐里亚 社会 经济 转型的前期。此时，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最后阶段，新的 工业 社会具备了产生和 发展 的基础；同时，丧失土地占有权的农民达96％以上，他们握有的耕地权也逐渐发展成为前行的重轭。与巴伐里亚相对照，同时期的山东处在所谓“康乾盛世”，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决定性因素都呈现出典型状态；近60％的农民拥有土地的占有权，他们的耕地权与占地权合二为一。然而，在比较的前提下，山东农民缺乏实际意义上的耕地权，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则是难以承负的重轭。论文联盟.L.编辑。 　　　　一、农民的耕地权 农民耕地权的态式，以18世纪德国巴伐里亚为例。 在巴伐里亚，耕地权是农民的身份标志。农民是否有权耕种土地，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都需要 法律 文书的证明；无论拥有哪一种耕地权，无论该种权式是好是坏，农民之所以是农民，只是因为他握有耕地权的一种。概括地说，巴伐里亚农民的耕地权主要有四种[1] (P439-515)，即继承权、采邑权、依附权和恩地权。 继承权自中世纪早期起就是农民继承耕种领主土地的权利。通过遗产继承，农民得到这项权利及相应的土地，承担其先人承担的保证该土地领主生活需要的责任；同时，该土地领主继承了最初确定下来的保证农民耕种土地的责任。采邑权原属于骑士。15世纪以后，农民以承担租赋和劳役为条件从土地领主手中获得采邑权，并以此为凭据耕种该领主的一块土地。领主有责任保证农民的耕地权；农民有责任通过耕种土地保证领主的生活需要。个别情况下农民还有责任为领主当兵打仗[2] (P495-526)。依附权原属于依附农民。大约自14世纪中叶以后，依附农民逐渐在巴伐里亚消失；在原来由依附农民耕种的土地上，领主将一种被称为依附权的土地耕种权授予农民。双方的责任与在采邑权、继承权之下所确定的一样。恩地权，顾名思义，来自于土地领主的所谓“恩惠”。在14世纪以后巴伐里亚的史籍中，经常出现农民为延长土地耕种期限而斗争的记载。那时，耕地期限一般在1年之内，较长的是3年[3] (P326-330)。 上述可见，所谓农民的耕地权在巴伐里亚就是农民使用领主土地的权利。借用当时人的表述，这种权利就是：“某人在某块土地上所拥有的，有能力行使的，并不需要考虑是否对土地本身有完全或不完全占有权的权利。”[4] (P94)当地人还将这种耕地权分成好权和坏权，继承权、采邑权、依附权和恩地权依序较坏。最好的是继承权，拥有这种权利的农民可以世代相袭地耕种某领主的一块土地。采邑权也比较好，因为只要领主有生活需要，农民就可以耕种他的土地；而不再有生活需要的领主，都必须事先考虑到原有的权利状态将土地和农民遗留给继承人。依附权相对来说也属于好权，因为拥有这种权利的农民往往保持着“人身依附”的特征，领主不会轻意地更换“自己的”农民。恩地权是坏权，因为领主的“恩惠”有太大的主观能动性，农民可能随时由于任何一种原因失去领主的恩宠，必须时常地向土地领主“请恩邀宠”对农民是个不小的压力。18世纪时，96％以上的巴伐里亚农民拥有耕地权的一种[5] (P374)。其中，拥有继承权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18％-20％，拥有采邑权的占4％-6％，8％-10％的有依附权，余下的60％-66％的农民通过分化了的恩地权耕种土地[3] (P326)。 农民使用领主土地的权利，即“在下所有权”。与之相对应的是领主的土地占有权，即“在上所有权”。一块土地被赋予两种权利，尽管在康雍乾时期的山东较为罕见，但在 中国 不是陌生的现象。明清时期江南许多地区流行的“田面权”和“田骨权”与此极为相似[6] (P61-67)。因为农民仅仅拥有土地的“在下所有权”，并以此为依据耕种土地，所以他必须向拥有土地“在上所有权”的土地领主交付地租和劳役。有关其租役的形式、数量、交付的时间、 内容 等等，都包括在耕地权的文本之中。如此说来，巴伐里亚农民的耕地权，或土地使用权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租佃权。也就是说，18世纪96％以上的巴伐里亚农民是握有某种租地权的租佃农民。 那么，康雍乾山东的农民缺乏租地权吗？答案明确否定。但是，与巴伐里亚农民的耕地权相比，山东农民租佃土地的权利显然不属于社会法权；如果必须用“权利”来衡量农民租佃土地的行为，那么只能限定在 自然 法权的范围之内。换言之，山东农民租佃土地的行为只是一种自然的生存状态，谈不上行使什么社会的或经济的权利。在山东，只要有人愿意并且能够租佃某块土地，只要该地主同意出租，只要双方达成协议，相互接受对方的条件，租佃关系便成立。在租约确定之前，农民是否租佃土地不仅没有法权的限制和保障，也没有传统习惯的约束和保证；农民租佃土地就像借用高利贷，在法律和习俗面前完全自由。无地或少地，是山东土地租佃关系出现的主要原因和根据。在巴伐里亚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