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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对农政策传播失效的障碍及对策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为政之首。但在执行各项中央利农政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事件时有发生，如种田农户的粮食直补款被截留、地方政府非法征用土地等。本文将站在传播学的角度上，探究中央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失效的深层原因。 　　一、“噪音”干扰 　　把香农――信佛的传播模式中的“噪音”概念结合到国家农业政策这样一个社会传播过程中，同样适用。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分析，即“技术噪音”和“人为噪音”。 　　1.技术噪音： 　　以广播电视传播手段为例，还存在技术上达不到的地方，比如偏远山区，收不到电视信号或广播信号。又以组织传播为例，国家政策的下达需要通过许多层级，层级越多，损耗的信息就越多，比如我们发电站发出来的电压都是几千几万伏的，但送到用户的家中都是220伏，这是因为要考虑路途远近及电线的损耗，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技术上的“噪音”。 　　2.人为噪音： 　　所谓人为噪音是指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为故意错误地传达、歪曲传播者的意图，或受传者故意错误的理解传播者的意图。农业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人会为了私己的利益，故意扭曲中央政府政令。国家三令五申对农村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减免贫困家庭的学杂费，但事实上有很多真正贫困的学生得不到这样的优待，被减免学杂费的学生往往是村干部的子女。 　　3.“噪音”与“冗余” 　　社会传播中消除噪音干扰的主要做法有加大正面信息的传播量和传播次数、这样就会增加“冗余”，也就是对重要信息进行反复传播，但需要传播者做到一个综合平衡，以免“渠道超载”，使信息被当成“噪音”屏蔽掉。 　　二、传播符号的歧义 　　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思想传达、情感沟通的文化工具，它包括声音、语言、文字、图像等传播信息的载体。信息的载体是符号，传播符号发出以后是离开传播双方独立存在的，特别是在传受双方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的时候，它就不能使传受双方产生共同的含义时，就会产生传播的障碍。也就是说，传播者要把―种思想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受众，首先得把思想、观念编码，转换成双方都能理解的清晰的符号。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强调非语言符号的场景附着性带来的误差。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 非语言符号的意义不亚于语言符号。在政策传播过程中，常伴随着非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是短暂即逝，无法保存与复制的，是与当时的传播场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当时的场景，非语言符号也就离开了特定意义的空间，这也使得传播过程中出现对符号理解的误差。 　　三、传受双方的差别障碍 　　差别障碍是指由于传播双方的各种差别而造成的障碍。差别内容很丰富，主要包括生活经验、教育背景以及心理因素等。 　　对农政策传播是一种下行传播，受众对政策作出的反应不仅受传播者意图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农村受众本身的综合媒介素养。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在全国8507万文盲人口中，城镇文盲有1842万，占城镇人口的4.04%；有6665万文盲在农村，占农村人口的8.25%。文化知识的匮乏，限制了农村受众接受现代新知识、新观念、新技术，导致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形成了难以克服的怪圈。因为文化素质的不足导致农村受众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的劣势，也使用得农民在接收国家颁布的政策的信息时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这也导致了政府与农村受众在共同的意义空间上存在障碍。 　　四、传播渠道不够完善 　　“渠道”，是信息传递所必须经过的中介或借助的物质载体。 　　在此我们可把农业政策类信息传播分为组织传播渠道和非组织传播渠道，可用以下图来表示。 　　 　　组织传播是指某个组织凭借组织和系统的力量所进行的有领导、有秩序、有目的的信息传播活动。组织传播是国家农村政策信息传达的主要途径，是各级党政部门从上往下逐级传达。其传播效果失真主要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1）信道网络不健全。由于政治与行政体制方面的缺陷,我们的信道模式基本上还只是以层层传达最高领导层的指示为主, 并没有真正建构成一个科学的信道网络。（2）信道经常受阻。受利益驱动, 政策执行者对某些政策不贯彻不执行, 造成信息传播过程中的“肠梗阻”和“走样”。（3）信道不规范。政府决策者没有必要的参照标识, 政治权力就极有可能陷入过分迷信自我或无所适从状态, 更多地导致“唯长官意志”。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构成了非组织传播。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大众传播方式，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注册的各类电视台有上千家，开办对农栏目的只有1%，省级电视台中，只有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5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只占4%。尽管大众媒体机构在报道农村信息方面有一定成绩，但在大众传媒的报道对象中，“农民”基本处于“边缘”状态。 　　在农业政策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人际传播渠道仍然扮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