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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 　　当我们回顾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几次传播技术演进（口头传播――印刷媒介传播――电子媒介传播）时不难发现，每一次传播技术的革新带来的不只是传播形态的变革，更伴随着传播者心理的重大变化及社会文化的相应变化。例如，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使人们信息获知权增加得以可能。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强化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但困扰我们的问题是，除了同时作用于人这个因素外，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是否有其他的关联，一方的改变是否会形成另一方的动因？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分析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的规律性联系。 　　 　　一、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处于互动关系 　　 　　1．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其他科学成果一样，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总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技术总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经济条件是直接作用 　　经济条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受众个人（家庭）经济能力。社会经济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生存的历史背景。工业化改善了社会经济的状况，广告又成为印刷媒介的经济来源，这就使媒体产生了大规模印刷报纸、杂志、书籍的愿望。大规模印刷的愿望立刻就转化为改进印刷技术的要求。于是，科学家、企业和印刷工人把蒸汽机从纺织、冶金等工业领域应用于报纸印刷行业，发明更先进的轮转印刷机以大规模生产印刷产品。而反面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对广播和电视新技术反应冷漠，使得调频广播和电视机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延缓了数十年。 　　社会经济提供或减少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经济能力则直接关系到新技术应用的成败。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电视机稀缺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尽管当时电视技术早已成熟，而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在50年代就建成并播出，但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电视机依然是陌生的事物。赵忠祥曾在自传中提到：他祖母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孙子是做什么的，因为老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机。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人拥有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夜晚有电视机的人家里通常会挤着十几个邻居，一起盯着狭小的屏幕。如今，因特网的普及也正受着同样的障碍，每个月二三百元的网费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经济能力的不足在人们和新技术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阻碍人们进一步亲近新技术，延迟人们接触新技术的时间，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延迟。 　　 　　（2）政治环境起推动或阻碍作用 　　政治环境通常表现为国家（或政治势力）的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如果统治阶级（或某政治势力）需要更好形式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就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如果政治势力出于统治的考虑担心媒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对新技术就会形成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尽管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胶版印刷，但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的封建皇帝把独占印刷技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不能任由其在民间扩散流传。而当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初期，新兴的商人阶级为了反对僧侣的统治，联合贵族阶级使用印刷术，从而结束了僧侣独占知识的时代，并促进了地方方言的成熟，最后导致了西欧民主国家的出现。 　　 　　（3）文化是缓冲作用 　　在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是最难以捉摸但又最稳定的因素。它总是以某种思想方法、观点的形式沉积在人们心中，轻易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但是，当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它也可能随之变化，影响人们既有观念（或产生新观念），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传播技术受到文化影响的过程也是这样。保罗?萨弗用“30年法则”来形容这一过程：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它。”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文化的惯性作用，新技术及由此产生的新思想不会“立竿见影”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而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1958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该署一开始被称为ARPA，由此研究出来的ARPANET（阿帕网），后被认为是因特网的前身。最早的阿帕网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接了进来。到了1973年，阿帕网上的节点达到了40个。1986年是因特网发展的转折时期，它开始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重要通讯手段的历程。1986年起至今，因特网技术逐渐渗透至千家万户，万维网传输界面、个人电脑网络浏览器等技术都在这个时期诞生。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