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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5 承德地方史 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是中国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为了实现安抚、团结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一座夏宫。避暑山庄兴建后，清帝每年都有大量时间在此处理军政要事，接见外国使节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教首领。这里发生的一系例重要事件、重要遗迹和重要文物，成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最后形成的历史见证。　 承德避暑山庄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清政府为加强对蒙古地方的管理，巩固北部边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兰围场。每年秋季，皇帝带领王公大臣、八旗军队、乃至后宫妃嫔、皇族子孙等数万人前往木兰围场行围狩猎，以达到训练军队、固边守防之目的。为了解决皇帝沿途的吃、住，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相继修建2l座行宫，热河行宫——避暑山庄就是其中之一。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自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动工兴建，至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最后一项工程竣工，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历时89年。 避暑山庄的营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至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开拓湖区、筑洲岛、修堤岸，随之营建宫殿、亭树和宫墙，使避暑山庄初具规模。康熙皇帝选园中佳景以四字为名题写了“三十六景”。 第二阶段：从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对避暑山庄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增建宫殿和多处精巧的大型园林建筑。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为名又题了“三十六景”，合称为避暑山庄七十二景。　　 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13年至1780年)，伴随避暑山庄的修建，周围寺庙也相继建造起来。　　 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时期，每年大约有半年时间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承德避暑山庄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陪都和第二个政治中心。乾隆在这里接见并宴赏过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台吉三车凌、土尔扈特台吉渥巴锡，以及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等重要人物，还在此接见过以特使马戈尔尼为首的第一个英国访华使团。 承德避暑山庄走向衰落的原因 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承德返回北京，立即到颐和园参观由英国使团带来的英国“贡品”，对其中装有110门大炮的“皇家号”军舰模型发表自己的看法，即：英国虽然强于海上，但不便于陆地，而且海船之大又不能进入内地河流，只要在港口严加 防范就可以了。皇帝的话就是圣旨，是不容改变的，面对西方国家的崛起，掉以轻心、闭关自守，国家掌舵人的这种心态预示着清朝必将走向没落。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高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时候，英国却向小孩跳格一样，一步步向全球蚕食。1840年开始以印度殖民地为跳板，发动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十一年以后咸丰开始接道光皇帝的班，一个千疮百孔、内外交困的国家机器开始在咸丰手中运转。英法军队占领北京以后，咸丰就在承德避暑山庄的这座烟波致爽殿躲了一年，终于在屈辱、无奈的心里压力下撒手人寰。 如何拯救中国社会，中国人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用暴力手段，清朝挑头闹大事的是洪秀全。但开始洪秀全也迷惑，用什么办法说服中国人起来闹革命，用什么办法说服国人跟自己走，孔夫子那一套是决不能用了，孔子常讲“忠君”，忠君就不能革命的，孔子常讲“爱国”，爱国就不能造反。洪秀全在广州街头徘徊，看到洋人神气活现，个个象吃了枪药似的。洪秀全后来琢磨透了，洋人的精神世界是基督教，这东西肯定管用，那就拿来主义，将基督改头换面，创建个拜上帝会，给清朝来个暴力革命，虽然太平天国把清朝搅得昏天黑地，但闹腾到后期由于阵营内部出现权力争夺，清朝还没推翻，自己人先相互杀红了眼，结果暴力行动失败。 暴力这付药不好使，那中国向何处去？泥腿子造反不成，读书人就必然走向历史的前台，很简单，硬性推翻不行，就好言相劝。1895年康有为联合知识分子在北京请愿，要求改良社会结构，“变法维新”，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世界上是有过君主立宪成功的先例，但康有为不知道国情不同，君主立宪的成功率也不同。英国所以能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在社会经济中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可以进行不流血的革命。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成功，是因为原来天皇在幕府统治时期本来就是空架子，幕府掌握实权，却又制止不了西方列强的入侵，结果成为西方入侵的替罪羊。而日本国民打倒幕府，需要一个精神领袖，天皇这时就如同武昌起义的黎元洪，被抬了出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天皇权力不是小了而是大了，天皇哪有不配合的道理。而中国不同，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满族人时刻提防汉族人造反，国家政权主要官制的正职都由满族人担任，即使象曾国藩那样忠心耿耿的奴才都严加提防，搞什么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