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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帝国主义有那么可怕吗？　　在特定的社会语境里，“纸老虎”要比真老虎更令人畏惧。历史事实证明了，纸老虎起到秩序制约作用一点不比真老虎少。老虎的真伪虚实在这里已经毫无实际意义，而在于主体经验的生效反应。汤林森反“新殖民主义”批判无疑证明了纸老虎的真厉害，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反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批判学说，其真实性暂且不论，它对全世界和第三世界以及中国的产生轰动效果便足以说明了“纸老虎”真厉害，不如说观念语境的“制空权”被牢牢掌握在西方人手，正如我在前面提及到的那样，它显现了西方当代文化学术和思想学说的内在自省力，这些要比那些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肥皂剧和唐老鸭更为可怕。比较就更为清晰：在一个有人叫嚷“最民族的就是最世界的”便成为不可否定的真理，它可以象一条圣训那般深入人心骨髓，成为全体国民不加质疑的“金科玉律”，这样的民族或国家畏惧“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就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正如后现代艺术在西方强大宣传力量下，对全球范围内构成强大的文化攻势，造就前所未有艺术的垃圾和文化的泡沫。正如汤林森所指出那样，可口可乐、迪斯尼、麦当劳、麦丹娜、肥皂剧、好莱坞等消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可谓铺天盖地，这种危险性并不限于对第三国家；这种过度的消费主义文化在欧洲以及美国都同样令人不安，文化泛滥和趣味偏狭对人类生活的危害性是普遍的。05年，英国立通过中小学内禁止快餐，此事被认为是国家“政治丑闻”，因为学校因为经费不足而长期用垃圾食品和经济快餐提供孩子们的午餐，甚至学校内开设了汉堡和爆米花等垃圾食品店。主导这一切是商业资本的市场关系，加之资本化的媒体作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对于大众是无需思考的最佳选择。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主旨在于质疑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他分析“文化帝国主义”批判中的四种理论途经：“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资本全球化”和“现代性”，基本否定了“文化帝国主义”批评的话语正确性。　　与赛义德不同是，汤林森并没有从第三世界和欠发达的国家立场考虑，显然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当代泛民族或国家的文化与经济混合体。汤林森几乎否定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他的理论很容易让第三世界学者抓住“西方中心论”的尾巴。换言之，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拿手菜”，也是极端而火爆的，他们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内在文化解构性批判。在探究西方资本主义批判哲学过程中，很吃惊的是这些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无论是过去的马克思还是凡布朗，还是当代舍勒、马尔库塞、福柯、德里达和赛义德，他们都无不例外的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这真是一种“文化宿命”，正如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穷人毫无实际意义，仅限于那些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非无产阶级获得道义启迪，正是这种哲学的伦理激情的支配作用，他们起来领导穷人闹革命，进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享话语下的“恐怖主义”活动。然而，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情怀无法拯救受压迫剥削阶级的先天或后天缺陷，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身上表现得淋淋尽致，注定他们在大棍与胡萝卜之下生活，首先大众无法拒绝各种诱惑，他们的神经几乎失去自控作为，只能通过努力工作去承担各种债务和消费开支，这就是被解放出来的穷人无产阶级的新变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解构主义哲学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大量试验的时代，而最终达到实践成果完全超出了解构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想，它变成一场无意识的“阴谋”，其中最大的受惠者恰恰是要被批判和被颠覆的资本阶级。资本主义在受到新旧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下，在制度上走向更加的健全，解构主义作为全新的文化人类学，它对左右两翼政治派别具有一定影响力，右翼保守派的功利实用主义倾向，很快将解构主义的成果转化一种新型商业手段，那就是将煽动性效果发挥在广告媒介技术上；将情感体验作为产品设计的工艺上，最典型的请那些酷似反叛性或颠覆性的艺术家成为商业广告的表演者，使他们成为资本主义的骨干成员，充分发挥情感控制和体验诱惑的商业价值。　　事实说明，穷人和第三世界更需要权力解构和文化批评的自省反思。可是，随着“后殖民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不对称传播，它们不但无法刺激了第三世界和弱势群体进行内在反思和整合，而且定势性将种种内部矛盾归结为外部所致，忽视了主体片面的一相情愿。“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在中国可谓响亮，相比之下，“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不过是豆腐乳配盘而已。一种被解读“后殖民主义”之实质就是服务于“专制主义”和“机会主义”。没有人真正关注西方解构主义的思想脉络和理论意向以及客观效果。其次，无论后现代哲学的伦理激情如何，其理论学说对于那些弱势社会或民族／国家则是表现出“消化不良”或“不服水土”，他们会把那些激烈的谴责声当作优美动听的音乐，兴奋得百听不厌的地步，从而忽视了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