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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中的金融输送 【编者的话】FT中文网一直关注对中国模式与民主制度的争鸣与探讨。《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马丁?雅克日前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谈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过去三十年中的成功，本文为FT中文网撰稿人张小彩对雅克文章的回应。FT中文网刊登此文，欢迎海内外学者和各位读者共同就这一问题展开持续讨论和争鸣。 FT中文网上周头条刊登英国人马丁?雅克的文章《应重新评估中国的治理制度》，在这篇文章里马丁宣称，“西方正在衰落”， 而“中国的治理制度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世界将日益认识到，这个制度是他们必须学习的。” 马丁在盛行“东方主义”的西方发出这样的声音，确令深受东方主义伤害的中国人扬眉吐气。但笔者认为，这仍然是把东、西方制度对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并没有反映故事的全貌。 事实上，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非营造与西方??立的治理制度，中国成功的秘诀在于，在微观层面引进和鼓励资本主义，同时设置了一套精巧的金融系统，将微观层面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成果输送进集体主义、或者国家专制主义的血管，使得这个东方大国看起来“红光满面”。 有必要解释一下“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对东方研究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西方是文明的、先进的、优等的；而东方则是野蛮的、落后的和劣等的。在东方主义的经典绘画中，“东方”是一个躺着的、裸体的、未开化的、沉迷于享乐的女人；而西方则是一个骄傲地站立着、手持先进工具、衣装整齐、乘船探究世界的男人。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西方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东方主义经常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令人沮丧是，在中国获得最高尊敬的马克思竟是个东方主义者，西方一些社会学家认为，他关于亚洲型社会的一些论断，深深地浸透着东方主义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亚洲型社会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不可能自行发展成一个现代社会。在马克思看来，亚洲型社会总会不断摧毁“前资本主义模式”，这阻止了其进入进步的历史轨迹。马克思仇恨资本主义，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发展的、有效率的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马克思给东方型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引入西方资本主义的动态元素才能触发其发展。 这“药方”清末的洋务运动时用过，他们提出了“东学为本，西学为用”，即引进并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服务。而真正将这一理念运用得恰到好处的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这一理念的现代版本。相隔百年，这成败之间的差池在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设置了精妙的金融系统将基层资本主义的营养输送进集体主义的血管，用基层资本主义的成果滋养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上层建筑，真正实现了“西学为用”。 这种金融输送是如何实现的呢？首先是鱼鹰捕鱼法。中国有一种鱼鹰，头如老鹰，身如鸭子，脖子粗长。渔人在饥饿的鱼鹰的脖子的底端扎上绳子并把它们赶入河中，等鱼鹰满载而归时， 渔人从结绳处向外挤出鱼虾，据为己有；作为奖赏，也回馈给鱼鹰一些碎米小虾。 中国政府在金融精英的帮助下，运用了这种捕鱼法建立外汇储备。这是在循序渐进中完成的：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逐渐开始允许农村出现个体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萌芽。1990年代，地方政府大规模地在基层引入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私有企业按资本主义的方式设立、竞争和发展，这使得生产要素的配置比计划经济更自由、流动更快速，因而也更高效，基层民众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中国渔人”开始拥有“鱼鹰”；1994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要求企业必须把出口赚取的外汇卖给国家——将绳索扎上这些“鱼鹰”的脖子；同时，控制人民币汇率，用低人民币汇率（佐以低工资、低污染成本、出口退税等政策）驱赶“鱼鹰”下水。这些“鱼鹰”出口赚取美元后，如数吐出，交给“中国渔人”堆积成外汇储备。 如果“中国渔人”回馈给鱼鹰的是“大米”或者“矿石”等任何有限资源，外汇储备积累的速度和持续性都会受到“渔人”自身资源的约束。但是，中国金融精英的设计是开动印刷机印制人民币，用等价的人民币回馈这些“鱼鹰”。由于印刷纸币几乎没有成本，在中国发行货币也没有实际的硬约束，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有足够广阔的大海，开动印刷机，“中国渔人”可以囤积外汇储备的数量就不受任何制约。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犹如给“中国渔人”提供了一个水美鱼肥的巨大的蓝海，于是“中国渔人”手中的外汇储备量如火箭般地蹿升，从2000年的1600多亿蹿升到2003年的4000多亿。至此，囤积外汇储备的进程遇到了瓶颈。 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政府印刷纸币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为了反馈“鱼鹰”，在两、三年间陡然向国内经济注入与2300多亿外汇储备等额的人民币，必然造成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引发民怨，影响稳定。央行不得不在银行间市场卖出自己手中的国债， 以收回部分过量的人民币，暂时蓄住通货膨胀。很快，央行卖光了所有的债券，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