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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良性的多元共治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刊刊登四位学者围绕“如何让治理更有水平”主题的对话，旨在总结三年来国家治理方面的成效和经验，为实现更高水平的治理建言献策。 　　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加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成效突出。能否谈谈法治与治理的关系，以及如何充分发挥法治在治理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 　　董振华：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就是法治化。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好治理，关键是要逐步形成一套符合规律、有效管用的法律体系，并予以切实执行。 　　当前，改革正步入深水区。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救济性等优势来凝聚转型时期的社会共识，使不同利益主体求同存异，依法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和诉求，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燕继荣：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种常识性的表述，说明了规则以及依据规则而实行治理对于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一个国家不论采取何种制度，关键是要处理人民―社团―政党―政府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理想形式和理想准则作为社会共识，主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现代文明治理的底线就是法治。法治底线不明确或不坚挺，社会道德水准就会不断下沉，既有的道德体系就难免出现不同程度的塌陷和崩溃。 　　重振法治功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首先要在执政者层面形成规则和程序意识；其次要确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再次要在普遍规范个人、社团、政党等所有社会主体行为的同时，特别规范公共部门的行为，并对之实施严格的法治约束，使之发挥率先垂范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加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成效突出，发挥了哪些作用？ 　　龚维斌：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发挥法治的作用：一是加快法律法规的立改废进程。例如，制定了《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慈善法》等，修订了《食品安全法》《安全生产法》《劳动合同法》等重要法律，同时清理了一批过时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大依法治理的力度。如上海市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对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拥挤踩踏事件中负有相关责任的黄浦区委、区政府进行了问责，这是《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实施后第一次依据该法进行突发事件调查处理的案例。三是增强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推动政府官员依法办事，增强普通群众学法、守法和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郑长忠：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对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起到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是增强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的权威性，使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获得法治依托。二是使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得以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新的发展内容，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近，关于网络约车的新规出台，就是适应网络社会发展，推动深化改革的成果转化为治理新规范的体现。三是将全面深化改革纳入法治轨道，使改革能够获得法律授权，从而保证了秩序建构与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机统一。通过法律授权推动自贸区建设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格局 　　■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执政理念的飞跃。请结合实践，阐述如何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国家治理。 　　董振华：我国的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管理向多元治理转变，就必须把群众观点、人民利益标准内化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第一，要建立密切联系群众、吸收群众意见、发挥群众力量的长效机制，将群众在利益表达、政策制定与评价等过程中的参与主体地位予以落实。第二，要在社会治理中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鼓励社会组织承担适合的公共服务和其他事务，支持志愿组织发展以弥补部分政府“缺位”问题。第三，要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释放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第四，要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群众的监督和评估作用，把对公权力机构及工作人员的监督纳入制度体系。 　　燕继荣：从字面上讲，“管理”建立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二分的基础上，强调的是管理者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效果，而“治理”是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从现实情况来看，管理的主体主要是公共部门，集中体现为政府管理，而治理的核心理念是多元共治。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概念提升为执政党的施政理念以来，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的原则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基层公共设施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