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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以“慢速传播”为导向的对日传播体系 　　2011年9月18日，日本政府单方面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国政府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反制举措。日本国内民族主义高涨，极右政党石原慎太郎领导的日本维新会曾经一度在选举中获得了54个议席，仅次于第二大政党民主党的57个议席。其后，日本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通过首相安倍参加北京举行的20国首脑会议而暂时告别两国之间极度政治对立的状态。当时，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感达到了八成以上。尽管2014年开始中国游客赴日旅游，给日本带去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达800亿人民币，拉动日本经济0.3个百分点。但是“爆买”并没有成为促进和提升日本国民对中国好感的润滑剂。两国无法实现正常沟通的局面被丁刚先生称为“我们讲历史观，他们讲价值观”①。这种掺杂了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及价值观问题的沟通死结导致了“鸡同鸭讲”的交流和沟通怪圈，自然无法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因此，笔者认为提升对日传播效果的主要途径应该放在构筑以“慢速传播”为导向的对日传播体系构建上。 　　一、“慢速传播”的内涵 　　与以大众传媒的“快速传播”相对应的是“慢速传播”，诸如中文教育、图书馆、图书翻译、展览会、音乐会、文化交流中心等。“慢速传播”实际上是以文化、教育、艺术、美食为纽带的传播模式。 　　人类学家往往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High culture），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指习俗、仪式，以及包括衣食住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生活方式；深层文化（Deep culture），主要指价值观的美丑定义，时间取向、生活节奏、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与性别、阶层、职业、亲属关系相关的个人角色。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均植根于深层文化。 　　由此看来，包含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在内的高级文化传播，以及衣食住行在内的大众文化传播都是今后对日“慢速传播”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对日传播应该在充分运用大众媒体等快速传播媒介的同时，积极开展诸如设立中国文化中心，鼓励日本各大学开设中国学的课程，鼓励智库开展中国课题的研究，设立中国研究大奖，制定邀请未来领导人计划，开展美食传播等来加大运用慢速传播媒介。 　　二、对日“慢速传播”的路径 　　1.建立中国文化中心。战后美国占领军在日本为了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在日本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为中心开设图书馆，并向民众开放从美国寄来的英文原版书籍和期刊。到1950年为止共有23座城市开设了这样的机构。他们还举办电影放映会、展示会、演讲会、论坛、唱片演奏会，开设舞蹈教室和英语会话教室。他们的做法是，首先由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图书管理员联合做出基本藏书目录，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士兵的要求再增加藏书。在美国管辖下的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的图书馆叫“信息中心”。而在德国举办了一个命名征集赛，将“信息中心”改名为“美国中心”。当时的东京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对此表示：“能对战败的对手如此宽宏大量地伸出援手，无论从人性角度还是从政治智慧上看，都是值得赞赏的。对日占领和马歇尔计划一样，一直被认为是战后美国的最佳政绩之一。”②英国有英语文化协会、德国有歌德学院、法国有法语联盟。 　　中国文化中心可以实现与孔子学院的对接和互补。孔子学院是政府项目，而中国文化中心可以由省市缔结的友好姊妹城市负责建设和运营。因此建议在友好城市框架下在日本姊妹城市开设中国文化中心之类的设施，赠送与各省市有关的书籍、期刊、影像资料。并在这些文化中心举办电影放映会、各种文化沙龙、学术研讨会，提高中国各省市在日本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满足那些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和好感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求知欲，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中国的影响力。 　　2.鼓励民间企业设立促进中日交流的基金会。1871年法国在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重振大国雄风，于1883年设立了法语联盟。1910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设立了“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4年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为了推进社会公益和福利的发展，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有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霍布金斯基金会等。日本则于1985年成立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除了这个半官方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之外，日本民间则有霞山会、?G川财团日中友好基金会等多家致力于中国交流的基金会。因此，应该奖励民间企业成立相关基金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奖励或资助讲中国故事的海外团体和个体。 　　3.制定邀请日本年轻领袖交流计划。1956年艾森豪威尔推出了“人民交流计划”（people-to-people Program），他的初衷是：“如果不同国家的百姓能够相互交流，那么人们就能促进对于国际的理解，共创世界和平。”非营利组织美国姊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