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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普世价值研究(共4793字) 一、启蒙与“新启蒙” 中国的“新启蒙”是相对于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而言的。所谓“启蒙”,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这样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要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1]简言之,就是人通过开导而摆脱无知、偏见和迷信。欧洲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它以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各种特权,以科学、理性反对蒙昧主义和教会的世俗权威。它的理想目标是以理性破除蒙昧和迷信,变革社会制度,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就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和人权不被侵害。历史过去了300年,“启蒙”在中国仍是个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已证明了以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相适应而构成的中国传统文明的破产,一批有识之士不再仅为中国“国将不国”而忧虑,而是更多地开始为中国“人已非人”而痛心。他们疾呼“扫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收回我天赋之权利,换回我生来之自由”[2]。终于形成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站在普世价值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心理意识和行为方式进行批判,企求国人都能以理性精神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人们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接受民主与科学等现代理念,成为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现代国民,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改造国民性”。然而,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命运多舛,它一开始就遭遇了民族救亡和阶级翻身的两大历史主题而被束之高阁(亦有学者认为,压倒启蒙的不是救亡,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救亡道路,民族救亡是呼唤启蒙的)。[3]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陈伯达、张申府、艾思奇等人又发动过一次“新启蒙运动”,这是“新启蒙”这一名词的第一次提出。但它的内容和精神却与五四运动大相径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传统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他们的“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4]可见它只有“新启蒙”之名,而无新启蒙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启蒙思想更被当成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横遭批判。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一批逐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王元化、王若水等人主持的《新启蒙》丛书为主要园地重新呼吁思想解放,并提出了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大有启蒙潮头再起之势,学界把这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之为“新启蒙”,但它很快就不幸夭折了。本文所说的“新启蒙”,是指当下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的启蒙努力,其旨孰与郭罗基先生的意思相同———“中国21世纪的新启蒙具有双重含义,即重新启蒙和新的启蒙。任务的提出,理由有二:第一,因为以前的启蒙不彻底,故需要进行重新启蒙;第二,因为老的蒙昧未去,新的蒙昧又来,故需要新的启蒙。”[5]虽然中国的启蒙思潮一波三折,步履维艰,但启蒙是中国人从根本上获得自由、尊严与权利的必由之路,虽荜路褴褛,但应披荆斩棘奋力前行。哲人说,有几流的国民就有几流的社会,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要使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平稳、顺利地转型,首先必须进行新的启蒙。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学》的启蒙责任 因中国本土思想资源的缺乏,启蒙思想只能从西方拿来,这就使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人权、宪政这些精神的全面的异质性而赋予了《外国文学》课程比别的高校专业课更多的启蒙责任。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是建构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其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三纲六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6])。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全民的思想纳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和等级制度之中,从而彻底消灭了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将国人驯化成统治阶级的顺民和奴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专制制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表面上讲儒家的仁政、王道以欺骗民众,实际上是实行法家的专政、霸道[7])。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8]131所以当人们请鲁迅先生给青年推荐必读书的时候,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9]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