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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激活中国“新农民 　　农民，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是“现代化的掉队者”的代名词。 　　这在因果关系上很好理解。直观层面上，现代化表现为“去三农化”，即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地理空间上的城市化，社会身份上的市民化。于是，共和国初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变异为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作为边缘的农村服从于作为中心的城市，被长期抽取劳动力、智力和原材料等资源。结果就是，农村慢慢地只剩下“老幼病残”，农民日渐被现代化的舞台所抛弃。 　　萎缩的农村，弱势的农民，是中国社会不时发作的隐痛。2000年，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将这一隐痛以一种近乎残酷的形式展示了出来。 　　16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农村成为新的创业天地，资源从城市向农村逆向回流，农民不再“掉队”，而是以“新农民”的身份慢慢向舞台中央靠近。 　　“新农民”这一身份，需要一个激活的过程。9月下旬，《南风窗》记者跟随宜信普惠前往海南考察“互联网+农业”的发展状况，实地体认了这一过程发生的条件和逻辑。 农产品里的“化学变化” 　　农民地位的边缘化，有各种宏观和微观原因，但这些原因最终都导向一个直接原因―收入太低。收入低，是因为农产品价格低，绝大部分农产品都无法获得高附加值。 　　消费者的购买是为了获得满足，而现代消费行为所指向的满足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使用价值上的，二是心理价值上的。心理价值，是消费品内含的信息。比如名牌包包，在使用价值上并没有显著增大，但其提供的信息支持了拥有相应的经济地位者的心理结构。 　　心理价值对价格的贡献，往往数倍乃至数十、数百倍于使用价值，是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来源。 　　往产品上附加文化、心理信息，工业品轻车熟路，但农产品因为消费过程太短暂，长时间里不得其门而入。 　　直到最近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在基础设施上最大的变化出现：互联网的普及。这种新式的、自由的信息传播渠道，同时具有时尚、社交、娱乐，以及心理集结功能，更方便于“讲故事”。 　　此次的考察对象之一是“洪安蜜柚”种植基地，一个三四斤重的柚子，价格可卖到150元左右。其创立者安烁宇、黄晓玲夫妇，讲了一个“柚子夫妇”的故事，从他们大学时代的恋爱，说到种植柚子遭遇台风的困境，运营初期的困难，致使经济拮据到男方亏欠女方一个像样的婚礼。最终，他们终于培育出质量上乘的柚子，并给它冠以“洪安蜜柚”的名字。这个故事通过互联网传遍大江南北，并被成功地附加到柚子的价值上去。 　　在这个故事作用下，作为农产品的柚子，其价值结构发生了悄然的“化学变化”。“柚子夫妇”种出的柚子当然非常好吃，汁多味甜，而且有一股独特的香味，但10倍于普通柚子的价格，显然并不完全来自于味道。 　　任何关于商品的故事，都是一种宣传，对此，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消费者是清楚的。然而人们还是乐于为这种宣传埋单，这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与从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获得信息不同，人们接触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时，有一种“主动选择”的感觉，因而在互联网上讲故事就更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振。 　　所以进一步说，互联网是便于小人物“讲故事”。褚时健种褚橙，也是依托于自身的故事，但其成功主要取决于他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他早就是一个大人物），而对互联网本身的特点依赖较小。 　　这是柚子夫妇与褚时健的故事的区别，这一区别提醒我们，互联网有一种权利平等化的功能。 农业与普惠金融 　　在互联网上讲关于情怀与理想的故事的创业者，一般都是为了吸引资本的垂青，而这些创业者，大多分布在工业或服务业领域。 　　农业创业者和工业、服务业创业者讲故事的逻辑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告诉掌握资金的人，你给我钱去干，我就可能生产出一个卓越的产品；而前者则是在已经可以生产出一个卓越的产品之后，通过故事来弱弱地试探“能不能给我钱去干”。 　　农业创业者的故事往往乏人接招。一方面是因为往农产品上注射情怀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是则缘于农民长期游离于金融服务之外，其信用更难把控。 　　宜信公司总经理助理薛大广这样概括农户难以获取金融服务的原因：“他们所需要的资金量非常小，从几千元到几万元，而且他们又没有抵押，没有担保。” 　　这意味着，向农户以及其他地位相似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成本高，风险大，回报小。即便有金融企业愿意做，也必须正视其半公益性质，弱化资本生利功能，而将提供服务本身作为重要目标。 　　让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利平等化这一动机，在中国催生了普惠金融，此次考察的组织方之一―宜信普惠，在该领域已有10年实践经验。普惠金融服务得以持续地开展，同样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服务的可达性，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创造性地建立了针对信用记录薄弱者的评估手段，降低了评估成本。 　　于是，“普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