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波：百岁老人的音乐奇缘.docVIP

孟波：百岁老人的音乐奇缘 　　没有孟波，就没有《梁祝》 　　我认识孟波先生是在多年前上海大剧院为《梁祝》50周年庆生的晚会上，76岁的何占豪教授健步走上舞台，向93岁高龄的孟波先生深深鞠躬谢恩，并对大家说：“如果没有孟波，就没有《梁祝》。”那晚，我认识了平易近人的孟波。 　　那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有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创作中华民族自己的交响乐为使命，集聚了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张欣、俞丽拿等一批有志青年学生。在建国9周年前夕，他们准备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向国庆10周年献礼，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实验小组向院领导报了3个选题――“大炼钢铁”、“女民兵”与“小梁祝”。 　　那时候，全民大炼钢铁，长城内外一片“炉火熊熊”。与此同时，为防御蒋介石反攻大陆，全民皆兵，民兵训练的军号声响彻城乡上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环境下，“大炼钢铁”与“女民兵”成为同学们追捧的创作选题，这也是一种极其自然又显幼稚的选择，折射出当时片面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带给文艺青年的影响。 　　而“小梁祝”是何占豪的一个习作，他曾多年在浙江越剧团乐队当琴师，于是把越剧《梁祝》中的“十八相送”、“楼台会”、“哭灵”等几个唱段的音乐连接起来，拼出一个“小梁祝”。实验小组把此列为选题末位，原只是想凑个数，“大炼钢铁”才是首选。 　　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院党委书记孟波的手指点在第三个选题上，要求以“小梁祝”素材为基础创作一部交响乐。如果当时在前两项中任点一项，作品很可能会像当年无数文学艺术家为配合形势创作的成果一样随历史一起消逝。孟波否定前两个选题并非出自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而是小提琴的风格更适宜表现缠绵爱恋与幽深情思，对选题的准确把握，源自对音乐艺术的精通。孟波本人是一位优秀作曲家，他新中国成立前后创作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高举革命大旗》等歌曲曾唱遍大江南北，激励了多少中华热血青年。 　　然而，孟波的选择遭到了非议，有人认为“梁祝”宣扬才子佳人、爱情至上，是封资修的东西。孟波力排众议：“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殉情，是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意义。”他高屋建瓴，为学子创作廓清了思想的天空。 　　何占豪毕竟是演奏员出身，从未学过作曲，进入管弦系也才一年，一部宏大交响乐的形成需要一定的作曲理论与实践。副院长丁善德向孟波推荐作曲系毕业班高才生、有“四只音乐眼睛”之称的陈钢与何占豪一起创作。 　　何占豪与陈钢合作的初稿谱写了“相爱”、“抗婚”、“投坟”三个段落，尾声是“投坟”之后第一主题“怀念”的再现。孟波否定了这样的结束处理，他建议尾声增加一段“化蝶”：“这是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作品因此实现了ABA的曲式结构，不仅完整规范了交响作品的艺术架构，协奏曲的主题也得以升华。评论家称“化蝶”是全曲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点化作品，赋予灵魂，这种超高的艺术领导能力，只能来自于兼具思想家与艺术家能力的艺术大师。 　　与救亡歌曲共进步 　　曾经有报道说孟波和鲁迅有交往，我采访孟老时，他说：“和许多崇敬鲁迅的人一样，我其实并没有与鲁迅先生交往过。但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1932年的一天，我曾在虹口公园中见到鲁迅和许广平散步，许多在场的民众激动不已地向鲁迅挥手，而鲁迅也向人们挥手。”在孟波的心目中，这一段亲睹鲁迅的记忆虽然被时光洗刷得有些模糊，但依然弥足珍贵，他说：“‘鲁迅’这两个字就是一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对他的敬仰难以用语言形容，这是不能忘记的。”当时孟老指着书橱里的许多鲁迅作品说：“鲁迅很伟大，他的品格和精神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鼓舞我不断前行。” 　　孟老用一首首老歌串联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眯起眼陷入回忆，缓缓地说：“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进步歌曲创作的发源地。”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毕业歌》，一首被曾经年轻和正年轻的人们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孟波握紧拳头，再度铿锵有力地吟唱，苍老的嗓音传递出的是一代青年的热血澎湃和对民族救亡最初的呐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旧中国千疮百孔，但进步歌曲的创作迎来了春天。当时，孟波和聂耳、冼星海、任光、张曙、吕骥、麦新等进步音乐家汇聚上海，他们决心用歌曲唤醒民众。 　　当时，领导文化工作的瞿秋白同志认为，电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强，鼓励音乐家积极参与电影音乐创作。时隔不久，伴随着《风云儿女》《大路》《桃李劫》等影片的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毕业歌》等一大批救亡歌曲广为传唱，点燃了国人心中抗日救亡的烽火。 　　抗战前的上海工人、妇女、学生、教育界等纷纷成立了救国会，这些在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把救亡歌曲作为宣传抗战的重要内容。孟波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