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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书正文体》 1、上书的程式结构：（1）首称。由“作者”、“稽首再拜上书”的套语、“收文对象”三者构成。固定于正文之前。（2）正文。（3）末称。（4）后书。由时间和动作“上”组成。 2、东晋以来公文写作文风华艳的原因及后果：我国南朝，自东晋以降，许多衣服王公贵人的所谓文人雅士，趋奉于权贵之门，沉溺于游乐宴饮，脱离社会现实。其诗文，内容空洞、虚美浮夸，遂以华艳的词藻相堆砌、为掩盖，形成雕辞琢句、浮华绮丽的文风。社会普遍流行的文风必然影响到公文写作之风。把出于欣赏目的之文艺写作标准、规律、方法，不加辨析地搬用于以实用为目的之公文写作，当然是“构无用以为用”，导致“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3、李谔上此书的背景：隋文帝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治罪，用行政手段促使文风端正，“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李谔作为治书侍史，进一步挖掘浮华文风的根源，指出其“损本逐末”的本质缺陷，并提出“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的建议。 4.公文写作与文艺写作的不同出发点和要求，由此理解崇尚“儒素”、要求“实录”的内涵及其在公文写作学上的积极意义：崇尚“儒素”，要求“实录”，在公文写作学上由重要积极意义。公文是推行政令、进行管理的工具。其写作的出发点以实用为本。（1）首重内容实在。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阐述具体意见；以推动阅、知者照此实施；从而达到预期的实际目的。即本文倡导的“儒素”中“儒”的内涵。（2）次重文字朴实。为确保公文行政效能之实现，在表述上，要求格式符合常规，文意清楚并适应阅知者的水平和理解能力。即本文倡导的“素”之内涵。文艺作品以意境为统帅、情趣为根本、欣赏为目的。其内容既可以寄情自然，也可托于世事。但就取材而言，既可以本于实事，也可以拼合、拔高乃至虚构故其写作对形式情有独钟。 5.该篇的局限和缺失：局限：（1）没有明确指出文艺、公文两者有不同写作规律，而一味指责崇尚文词就是“雕虫之小艺”，有欠全面。（2）强调公文应有实在内容、正确意见，当然有积极意义。但仅将其解释为儒家学说、古代典籍，则是其历史局限性。（3）就写作指导思想而论，在内容充实、观点正确、措施得力的前提下，适当地追求结构巧、文句工、辞彩华，有时更能增强公文的表述效果。缺失：对“魏之三祖，更尚文词”，批评为“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稍有过分。至于对魏明帝曹睿也一网收之，实在冤枉。此外，“上书”中实际上犯了自己所批评的因文害意的毛病。 二、《霍光等请皇太后废昌易王帝位奏》P18 1、奏的首称、末称格式：首称格式是“某臣某昧死言”，其下省略了“皇帝陛下”一语；末称格式是“臣某昧死以闻”，其后省略了收文对象，故“以闻”之后，不应加标点符号。 2、该文的特殊背景：霍光由汉武帝后元二年以大司马将军领尚书事，到永平元年汉昭帝暴病而亡，秉政大十三年之久。权倾天下，故旧满朝。形成了以霍光为首的朝廷重臣为一方，以刘贺为代表的昌邑国外来势力为另一方的尖锐矛盾。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也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促使他们采取了废黜皇帝的断然措施。而皇太后正是霍光的外孙女，遂使废君之举合法化，用皇太后的权威来否定皇帝的权位。 3、该文的行文关系：奏的基本行文关系是由臣僚上于皇帝。 4、该文在政治思想上的积极意义：提出“宗庙重于君”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积极意义。 5、分析该文的写作特色：举纲张目、循名责实，是本文的主要写作特色；辨明所嗣、比附经义，是本文的重要写作特色；回避“即位”字样，多用无主句式，是本文的又一个写作特色。 《谏造大像疏》P34 该文对“人”字的避讳：本文数处用“人”字代替本应采用的“民”字。以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如首段“必先人事”、二段“必在役人”、三段“诖劄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