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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刺激正义的生产 作者: 秋风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content/14702 法官不公正，嫌疑人固然得不到正义；如果律师不尽责，当事人就连获得正义的机会都没有 上海袭警案犯罪嫌疑人杨佳之父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北京律师，替换了此前由当地指定的律师谢有明。在接手此案后，谢律师曾对媒体表示，杨佳精神状态正常、法律意识比较高、估计会判死刑等等。媒体质疑，这些言论显著地对他所代理的嫌疑人不利。媒体还发现，谢律师担任闸北区政府法律顾问，这一身份似与本案存在利益冲突。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律师发表对自己所代理的嫌疑人不利的言论，总归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不合乎律师的职业伦理。社会的交换、合作秩序乃是靠职业伦理维系的。人们之所以谴责范跑跑，不是因为他的逃跑行为本身，而是他竟然以为自己未履行教师之职业伦理的行为是正确的。谢律师未能履行自己对当事人的伦理责任，同样不能免于批评。 因为，律师对当事人的伦理责任，就是对于社会、对于正义的伦理责任。律师对当事人负责，竭其心智为当事人辩护，乃是嫌疑人理应享有的权利和理当获得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律师尽责不只是在帮嫌疑人，更是在帮社会。因为律师努力地寻找公诉人提供的证据的漏洞，提供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必将激励公诉人寻找最可信的证据，放弃那些不是很可靠的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有可能推翻公诉人的证据，嫌疑人将因此免遭冤屈，而减少一个冤屈，就是增加一份正义。即便嫌疑人最终被法官裁定有罪，该裁定也将建立在坚实、可信的证据基础上。面对这样的裁决，可以推定，嫌疑人本人将心服口服。整个社会也会相信，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公正的。 作为一个社会正常秩序之基础的司法正义，就是透过一个一个公正的判决，在人心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而在此过程中，律师的作用甚至可能超过法官。法官不公正，嫌疑人固然得不到正义；如果律师不尽责，当事人就连获得正义的机会都没有。 在那些标志性案件、影响性案件中，司法裁决之公正对社会形成关于司法公正的信念，尤其重要。比如杨佳案、贵州瓮安群体性事件中所涉及的诸刑事案件，社会影响都非常广泛，民众十分关注案件的判决结果。这两个案件的性质又都比较特别，其被控之犯罪活动所针对的乃是政府机关或政府工作人员。民众、舆论所关心的问题是：司法机关能否给嫌疑人以正义？ 在这些案件的司法过程中，律师的作用显然十分重要。这些案件的案情似乎已经很明显：杨佳杀了人，瓮安县政府机关被纵火焚烧。但正义就隐藏在细节之中。在司法过程中是没有显而易见之说的。比如，杨佳在杀人的时候，其精神是否正常，就是一个需要法庭细致调查、辩论的事情。在瓮安事件中，“黑恶势力成员”如何认定，这些同样是需要严密的调查、取证、辩论的。 被告人律师的作用恰恰就体现在这些环节中。尽责的律师将会推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乃至法官，对案件进行最细致的调查，对任何一个不利于被告的证据进行检讨，从而在这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公正地对待嫌疑人。 在司法过程中，只有律师因受嫌疑人委托，其行为具有较为直接的利益上的驱动。如果有魔鬼的话，律师却是拿了魔鬼的钱替魔鬼辩护。但是，正义并不否弃利益。恰恰相反，正义正是人们为了恰当地分配利益而设计的制度安排。正义仅意味着相互冲突着的利益各得其所。正是利益驱动，使律师有足够的激励扮演司法过程中的鲶鱼，刺激司法过程中的警察、检察官、法官积极履行自己对正义的责任，而正义的细节是积极的心灵才能发现的。 基于此，人们也不能不关心，贵州警方已经拘留的上百“6·28”事件涉案人员，是否每个人都有能力聘请律师？如果不能，他们能否得到法律援助？让能干的律师尽责尽力地给这些嫌疑人辩护，将使这起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事件，以司法的方式妥当地解决。由律师所推动的司法公正，也正是重新塑造当地社会秩序、避免民众积怨的重要环节。 宪法就是拿来用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与法院在司法层面适用宪法相辅相成，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 五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齐玉玲的法释〔2001〕25号批复中，作出法院可以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的解释，引出法学界和社会一片叫好声，是一次符合宪法、落实宪法的顺乎民意的司法解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在那个案例中适用宪法有一定瑕疵，但不妨碍它在方向上的正确性。 这以后，宪法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发挥，宪法的权威正逐步建立。法院适用宪法，符合建设法治国家的方向。 最近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就法院可否在审判中适用宪法这一问题出台司法解释，我感到有必要就此做一些理论上的澄清，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违宪审查不排除法院适用宪法 有人说，法院适用宪法，与全国人大监督解释宪法的制度相悖。恐怕未必。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和解释宪法，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一种违宪审查机制。这种审查对宪法的解释，是一种最高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