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史学研究下第八周1024课件.ppt

五、新材料的发现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 二十世纪初史料的四大发现 1、殷虚甲骨文字 2、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3、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 4、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殷墟甲骨文字 “罗王之学” 罗振玉（1866- 1940）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 王国维的研究 敦煌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 发现者：王圆箓（1900年）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3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2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斯坦因 伯希和 陈垣：《敦煌劫余录》 敦煌文献数量及收藏情况 总数：约57700件 中国：18500件 俄国：19000件 英国：13000件 法国：6000件 日本：1000件 其他零散收藏：美国２５件、德国３件、丹麦１６件等 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余秋雨《道士塔》 “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王国维《古史新证》 王国维（1877-1927） 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 自昔大师鉅子，其关係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着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六、史观派 唯物史观派 标志：1929年，陶希圣出版《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正式出现。 特点：此派史学家几乎全是革命家，史学对于他们只有手段和工具的意义，他们所聚焦的只是社会革命，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而是为了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