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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6号教室走出来的教育学》 ——雷夫 艾斯奎斯2012北大演讲记　 独自站在北大百年讲堂，面对楼上楼下1700名中国教师，雷夫 艾斯奎斯（以下简称“雷夫”）多少有些紧张。第一个小时的演讲，他没有一丝笑容。他甚至还奇怪，为什么中国的教师都不笑。中场休息后，他开始回答中国教师的问题，掌声出现了，笑声也不断，中间有几个故事，让中国教师流下了泪水。 这个被评为“美国杰出教师”、满嘴胡子的小学五年级男教师，开创了中国教育办个人专卖演讲长达一天半的先例。在场的中国教师，有的从江苏赶来，有的从山西赶来，有的从广东赶来……他们是被“56号教室”所感动而来的，更是为一大堆困惑而来。雷夫是怎么“调教”调皮捣蛋的学生的？雷夫为什么要带孩子花那么多时间排演莎士比亚剧？为什么每个孩子都应该学习艺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长期乐此不疲、痴迷和钟情于“56号教室”…… 56岁的雷夫没有让他们失望。他带来了坦诚，带来了智慧，带来了激情，带来了信念，带来了一部从40平方米、漏雨的教室里诞生的教育学。在教育学的深处，没有国别，没有文化差异，只有感召心灵的伟大力量。 惩罚是为了让学生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为什么你的学生都那么守规矩？你是怎么做到的？” “嗨，雷夫老师，你是怎么控制你的孩子的？”…… 这恐怕是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中国教师问得最多的问题了。 雷夫的回答出人意料：“不要想办法去控制你的孩子，关键是教会他们怎么样自我控制。” 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自我控制，雷夫也承认这一点。“有时候我们确实在惩罚孩子，”雷夫说，“但你的惩罚一定要公平。” “如果因为一个孩子在教室里捣乱，老师就决定全班同学都不准在下午打棒球，学生虽然默默接受了你的决定，但他们心理在什么？” 雷夫说，“学生这个时候恨死这个老师了，他们会很愤怒很不满，他们会想为什么他抢了银行，坐牢的却是我！” 除了公平，雷夫还特别在乎惩罚是否“符合逻辑”。 雷夫觉得完全没有逻辑的惩罚对学生没有什么好处，“学生除了怨恨之外，学不到任何东西。”比如说约翰没写数学作业，给他的惩罚是下午不准上美术课，或者下课时间不准离开座位。“这种惩罚措施和学生的过错有什么逻辑关系？难道约翰写数学作业就是为了上下午的美术课或者离开座位吗？” 几十年来，雷夫摸索出的经验是：“对不当行为最严厉的生为，就是不准参加发生不当行为时正在进行的活动。” 比如，杰森在做实验时总是敲打器材，雷夫会告诉他：“杰森，因为您使用实验器材的方式不当，请你站到旁边去。你可以看大家做实验，但不准参加。你明天还有实验的机会。” “我对于行为不轨的学生不会给他太多的说教，我会让他自己来思考。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在画画的时候用颜料用得不对，这天我就不会让他画画，但他依然可以上科学课或者打棒球。”雷夫接着讲，“一定要保证你的惩罚是适度的。” 为了使孩子们在意这样的惩罚，雷夫会尽量使自己的课生动有趣。 还有一类孩子非常难管，他们“讨厌学校、讨厌老师，讨厌学校里所有其他的孩子。他们会跑出教室打其他人，从来不会关注其他人。” 雷夫遇到这样的问题孩子时，不会去跟他讲道理，也不会跟他谈话，他会对孩子讲：“如果你一起调皮的话只能坐在后面，你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加入我们课堂的活动，什么时候你的行为规范了，什么时候你才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 但这个过程可能会异常漫长，而雷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等待孩子自己思考、决定。“现召集老师们都很着急，孩子不是电脑。要想帮助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更伟大的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等待的结果，是孩子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你要知道，如果大多数的学生在行为表现上不好的话，是因为他们感到很无聊、很枯燥。”雷夫说，“说明你的教学方式是不对的。” 最好的办法是“把学校、课堂变成一个让人激动、令人向往的地方。” 艺术教育比诺贝尔奖更重要 雷夫不断提到莎士比亚剧、音乐、艺术，好像这些才是56号教室里最重要的东西。甚至当有人请他分析“为什么美国基础教育差，但诺贝尔奖多；中国基础教育好，但近些年没出什么大师”时，雷夫都觉得诺贝尔奖没什么了不起，“艺术教育与诺贝尔奖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雷夫的断言有着充分的理由。 在圣母大学读书的珍妮，时隔多年之后，对56号教室仍念念不忘。 “在最后一场（莎士比亚剧）演出时，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要是我能让时间停止该有多好！”珍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真希望我能够把那个晚上的所有感受都装进瓶子里，不论走到哪儿都带着它。” 12次演出，12次她都没有台词。然而她却说：“每年从无到有打造了了出又一出戏剧的经验，不只让我认识了莎士比亚，也知道了何谓团队体例、谦逊，知道了当同学站上舞台，就办到他成为镁光灯的焦点，而不再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