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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就业的思考 　　摘要 针对我国研究学者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社会资本和职业教育3个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影响，为政府制定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农民工就业；职业流动；社会资本；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02-0292-01 　　自20世纪90年代，国内外学者就针对农民工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而农民工就业问题又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农民工分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对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就业状况却不容乐观，存在着住房环境差等众多问题。现就农民工就业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以期为农民工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状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双重调整，我国城镇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多重体制共存的现象，尤其是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很难进入正规的就业市场，绝大多数在非国有经济部门或者非正规部门就业。因此，农民工就业的代名词成为非正规就业[1]。张庆[2]对我国东中西部劳动力输出入大省所做的调查也支持了上述观点，农民工在民营和私营企业的就业比重高达65.2%，就业的农民工中仅有不到25%的农民工与所在的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从数据中能看出，民营或私营企业仍然是吸收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农民工与所在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较小，其劳动权益和其他权益得不到保障，就业不稳定。 　　李国正对北京和东莞等3个城市进行调查，进行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上来看，大部分集中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占70.5%，受教育程度较低，男性略高于女性，在寻求工作中会失去较好的机会和平台；从工作时间长度和工资收入情况来看，5成的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在8～12 h，人数较多。每周的工作天数集中在5～7 d，严重超出了《劳动法》的规定时间，对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 　　2 职业流动与农民工就业 　　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体制的因素导致农民工职业呈现出频繁的流动性[3-4]。从宏观上来看，体制因素的影响在农民工职业流动中具有重大的影响。具体到农民工本人，其职业流动的原因千差万别，年龄、家庭因素、职业病、收入、工作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其工作变换[5]。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来看，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和学历较低的劳动者被分割为初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有助于提高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从业人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对于高级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对其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显著的影响。农民工虽然经常变化工作岗位、类型、行业甚至就业的城市。这种适度的换工作有助于收入的提高，但是过度的频繁转换工作则表明就业缺乏基本保障，雇佣关系不稳定[6]。但是王朝恩等[5]认为近年来农民工就业呈现出“去体力化”和“去农民化特征”，农民工内部已经出现分化，与固有的统一身份类属存在差异。当前农民工的就业已经从传统的低技能普通工人和服务员逐渐向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精英发展，逐渐出现了各类私营企业主。底层的农民工显然有着强烈的向上流动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借助职业流动来实现。 　　3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 　　国内最早关于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解释来自林南的社会资本研究。他根据个人网络成员来源的组织类型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分为一般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2类。首先，一般社会资本可以帮助农民工获取和发送就业信息。国务院课题组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进城务工获得就业机会的最主要途径是亲友和熟人介绍，依靠这种方式获得工作机会的农民工超过50%。林善浪等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网络关系获得就业机会的效率与市场途径基本持平。在我国农民工素质普遍不高且趋同、缺乏获取就业信息正规渠道的情况下，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和传递信息，对农民工实现非农就业的意义非常重大。其次，亲友还可以为初入城市打工者提供就业前的物质帮助和心理安慰，对农民工就业也具有重要的作用[7-9]。 　　4 职业教育与农民工就业 　　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意义方面，研究的成果最多。学者们也一致认为，在中国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日益凸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农民工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也是缓解劳动力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径，更是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其次是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模式的层次、构成要素与分类。我国的职业教育分为3个层次：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随着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职业教育则转向以中等和?{等职业教育为主体。而在农村地区，职业教育则主要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再者是从教育回报率、供需结构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周化明对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农民工进行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