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docVIP

浅析辽金元三代的经学发展及其特征 　　由于文化背景和地理位置等原因，辽金元三朝与中原文明皆存在一定隔膜，经学基础相对薄弱许多，在经学历史上得到的也往往是负而评价。清人皮锡瑞即将宋以后之经学列为“积衰时代”，理由是:“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又称:“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宋儒学有根抵，故虽拨弃古义，犹能自成一家。若元人则株守宋儒之书，而于注疏所得甚浅。”(《经学历史·九》 　　然而，对待辽、金、元这样的“征服王朝”(美国学者魏特夫之说)的经学发展，似乎不能采取与汉唐等典型“汉族朝廷”同样的标准，因为那样容易抹去辽金元三朝经学发展的特殊意义，也无法对这三朝的实际经学地位作出客观评价。譬如三朝的经学基础较为薄弱，因此在当时，经学知识及观念“普及”的任务大于“提高”;譬如三朝地处北方，最初均存在一个“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元史·赵复传》)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原经学著述的北传便显得尤为重要;譬如三朝皆为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对于传统经学的接纳均有一个反复过程，而汉族儒生在这一过程中均有不懈的努力和坚持;譬如三朝汉族儒士而对现实的“道势冲突”，均形成了特殊的经学态度及观念，体现出北地经学的独特风貌，等等。只有理析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辽金元三朝经学有客观的认识，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经学与政治、社会的密切关联。 　　契丹本为北方游牧民族，其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辽史·营卫志中·部族上》)，太祖时逐渐对儒术有所重视和选择，至景宗、圣宗、道宗朝，无论在科举政策、学校教育，还是经筵进讲、刊刻翻译方而，都取得了明显实绩，推动着辽代经学的发展。《辽史·文学传上序》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逞。及太宗入汁，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至景、圣间，则科目幸兴，士有由下僚耀升侍从，骚骚崇儒之美。”讲的便是此一过程。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初因战事紧急未暇顾及礼文之事，后而有尊儒倾向，神册三年(918)“诏建孔子庙”、神册四年(919)“帝渴孔子庙”即为明证。诏建孔庙、拜渴孔庙，其实意味着对经学儒术的认可;而此一行为由辽代皇帝发出，更意味着契丹部族对于中原文化自上而下的接纳与推广。当然，之所以推尊儒术，其意在于维护耶律政权的稳固与久长。辽代经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铺展开来的。 　　1.辽代科举与经学。据《辽史·圣宗纪三》，圣宗统和六年((988) ,“诏开贡举，放高举一人及第”。一般认为，此次诏开贡举，标志着辽代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辽代科考科目当中，便有“经义”一门，宋人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三云:“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魁各分焉。”又据金人李世弼《金登科记》:“天会四年，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诗》、《书》、《易》、《礼》、《春秋》为次，盖犹辽旧也。”可知，辽代经义进士正以“五经”为据，并为金代所承。虽然经义科居词赋科之后，并曾一度被取消，表明经学在辽代科举中地位有限，然而《五经》传注在此一国家“抡才大典”制度的指下，依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传播。譬如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耀进士乙科的安次人杨，便“幼通《五经》大义”《辽史·杨传》。 　　2.辽代学校与经学。辽代各级学校的经学传播及推广，要略晚于科举之制。《辽史·道宗纪一》载，清宁元年(1055)十二月“戊戌，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不惟将《五经传疏》作为学校教材，还设置专门的博士官及助教，可见对经学的重视。并且，非但作为贵族子弟专门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命以时祭先圣先师”，而且五京、州、县等辽代各级学校，均有经学内容的设置。《宣府镇志·学校考》载:“契丹初兴，’准尚武艺，燕赵间学校俱仍唐旧。间催兵赞，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自奋。兴宗重熙五年，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著为令式。至道宗，乃诏设学养士，于是有西京学，有奉圣、归化、云、德、弘、蔚、妨、儒八州学，各建孔子庙，颁赐《五经》诸家传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属县附焉。”清人厉认为:“此但据西京、诸州言之，五京、诸州俱有学也。”(《辽史拾遗》卷十六《补选举志》)而从经学教化角度讲，收效亦十分明显，《续文献通考》卷五十《学校考》即载:“咸雍时，太公鼎为良乡令，省摇役，务农桑，建孔子庙学，部民服化。太康时，耶律孟简为高州观察使，修学校，招生徒，以循吏著。” 　　3.代经筵进讲进谏与经学。以《五经》中的义理、实例等对帝王进讲、进谏，属于经学的致用范畴，这在辽代多有其例。进讲方而，道宗大安二年(1086)正月“癸丑，召权翰林学士赵孝严、知制浩王师儒等讲《五经》大义”(《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