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docVIP

浅析近三十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研究综述 　　“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是人们对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用儒学教义实行专制，治理国政的称谓。传统观点对其的解读、定性主要形成于19世纪之交，是在打到孔家店、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的时代背景下，由梁启超、刘师培等创发新论于前，胡适、郭沫若、冯友兰、侯外庐等推波助澜于后而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学界基本沿用了这样的观点，争论只是聚焦在历史遗留问题，即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史学界拨乱反正、学术反思的背景下，这一重要命题受到普遍重视，在重新梳理史料、还原事件过程的基础上，对传统观点的诸要素均有新的认识，并形成学术争鸣。讨论的焦点除了传统问题外，还有对“罢黔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产生原因探析、历史过程考察、内涵和性质的重新解读、首倡者的争论等问题。迄今为比，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一些学术著作中对此问题也有专门阐述。为了进一步推动对“罢黔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的探讨，现将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作简要的回顾、梳理和评述。一对“罢黔百家，独尊儒术”可信性的质疑与反驳 　　“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称谓己使用了百余年，部分学者循名责实从不同的角度予以探究，对该政策存在真实性问题产生了分歧。 　　1.质疑“罢融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性 　　王宾如、王心恒从西汉官方政策和学术发展着眼，认为汉武帝既未“罢黔百家”也未“独尊儒术”，这一说法是班固父子创造的。赵克尧认为汉武帝并非“罢黔百家”，而是对“百端之学”采取宽容;“独尊儒术”中的“儒”己非原始儒学，而是汉儒，而且汉武帝尊儒有始无终、有名无实。孙景坛指出汉武帝从未采纳过董仲舒“罢黔百家”的建议，更未真的有过“罢黔百家”的实际行动，只是“细抑黄老，崇尚儒学”。张荫麟指出武帝所用得力人物不是董仲舒，而是酷吏义纵、王温舒，商人桑弘羊、孔仅。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开疆拓土、均输平准政策等也没有体现儒家的指导思想，因此汉武帝虽推崇儒家却并未真正尊儒。庄春波认为汉武帝尊儒未罢黔百家，是“兼容并包”，以醇儒传经，能者为治。刘欲、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篡改史料，伪造了这一命题。朱子彦从汉代学术的特性、武帝选拔人才的方式、中枢大臣的构成以及武帝人才观等几个方而分析，认为“罢黔百家”的提法难以成立，“独尊儒术”也需具体辨析。首先儒是董仲舒改造后的汉儒，其次在具体的实施中“有始无终”，最后是“有名无实”。杨生民认为汉武帝并未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推行的学术思想政策是既尊儒术，又“悉延(引)百端之学’心。万彩虹从董仲舒原话、武帝任用人员及武帝政治三方而进行分析后指出，汉武帝一朝多家学说交错杂揉，阳儒阴法，而非唯儒是尊。朱翔非认为在董仲舒对策之后汉武帝没有采取儒家的德教立场而是坚持法家的申韩之术，在具体政策中与民争利，其他学派没有被打压，董仲舒也未得到重用，这些都表明武帝时期没有实施“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是在武帝以后成为主流思想的。袁德良、袁刚认为汉武帝前期的政治思想既不是“罢黔百家”，也不是简单的“博开艺能之路，延悉百端之学”，而是经历了儒学理想期、文学纵横期、文法转换期和酷吏兴利期四个阶段的擅变，是由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武帝政治阅历积累造成的。不过在武帝一朝，儒学思想一直在政治姿态和舆论方而起到宣传和协调作用。牛秋实指出“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是梁启超、胡适于19世纪之交提出的，在当时就受到诸多质疑，成为主流观点乃时代政治环境影响所致。西汉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路线 　　2.申明传统观点的正确性 　　苏鉴诚从春秋公羊学的角度，肯定了班固以来的传统见解。周桂佃针对以武帝时期任用了非儒学人士而否认儒术独尊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无论从时代思潮概括还是个人学术特征的定，都只能看主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基本倾向，一个思想家也有一个思想家的基本倾向，应由此来确定思想特征，来定性。管怀伦、晋文分别发表文章，坚持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决非学术谎言。刘伟杰认为“罢黔百家”之“罢”为“罢令之归”之意，“黔”与“罢”义近，针对的是人而非学。“罢黔百家”就是要朝廷对不治儒学而被举为贤良的人不予录用，令其归去。“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并没有错，错在世纪与20世纪之交学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其的曲解。 　　二“罢黔百家，独尊儒术”原因分析 　　尽管学界存在纷争，但对多数学者来说，“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仍是不证自明的命题。该政策在汉代的重要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促使学者们从历史发展趋势、政治生活需求、学术发展逻辑、儒学自身变化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作用等多方而探究其得以实施的原因。 　　1.从学术思想和政治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