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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刑法探讨 　　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教唆、帮助自杀行为属于犯罪，刑法理论界对自杀关联行为的概念、分类、刑法评价等问题的探讨一直颇为激烈。国内多数学者要么是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笼统概括为自杀关联行为来进行法律性质的评价，忽略了二者的区别;要么是只针对其中一种(教唆自杀或帮助自杀)来进行单独研究，很少同时关注到二者的联系和区别之处，这使得我国理论界关于自杀关联行为的研究难以兼具宏观的体系性和微观的精细性。所以有必要在自杀关联行为的统一视角下再细化二者的区别，准确定位二者的刑法性质。 　　一、自杀及教唆、帮助自杀的概念 　　(一)自杀 　　在日常语言中，自杀通常被理解成“自己杀死自己”。迪尔凯姆于1897年所著的《自杀论》中对自杀是这样定义的：“由受害者积极的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死亡都可以称为自杀，受害者知道这样的行动会导致死亡。”正确界定自杀的概念，是认定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以及对其进行正确刑法评价的前提。笔者认为，要清晰界定自杀，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要素。 　　1.主观要素 　　从主观上看，被害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自愿性：认知理解能力没有缺陷，同时自由意志不受限制。也就是说，被害人必须完全理解自杀的性质、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死亡后果等并追求或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出于自愿可以参照被害人承诺的主观标准，仅当被害人的意志满足有效承诺的主观要件，被害人对自杀具有充分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并且其意思表示无重大瑕疵时，才可以肯定自愿性的成立。 　　2.客观要素 　　自杀是被害人自己终结生命的行为，客观上必须由被害人直接控制自杀行为的实施并支配死亡结果的发生。“在将不可逆转的造成死亡结果的最后关键时刻，必须是被害人自己掌控着事态的发展，决定了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死亡。”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他人参与进来扼杀掉被害人最终放弃自杀行为的可能，在自杀行为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结果发生前，没有外力或第三人提前终结了被害人的生命。自杀行为的客观要素是自杀与得到承诺杀人行为的本质区别之处。尽管主观上都是出于自愿，但是前者是被害人自己实施了伤害并终结生命的行为，而后者是他人在被害人同意的前提下实施了终结对方生命的行为，这也是自杀关联行为和生命权承诺的杀人行为在性质、法律后果等方面均有所不同的原因。 　　(二)教唆自杀 　　教唆自杀，简言之，是指“故意使没有自杀意图的人产生自杀意图进而实施自杀的行为。”教唆的方式有多种，包括了以各种利益进行引诱怂恿，以嘲弄侮辱进行刺激挑逗，以情绪渲染进行请求劝说，等等。有学者认为，教唆的方式中不包括欺骗和胁迫;但笔者认为，欺骗和胁迫同样是教唆自杀的方式，只是必须考察该欺骗或胁迫因素对被害人意志的侵入程度。如前文所述，因欺骗致被害人产生的错误认识直接影响了其法益处分决定，那么被害人此时的意志自由几乎被排除不能再认定为自杀。比如医生欺骗患者其已患绝症，不出三月将会痛苦而死。患者听信医生之言不愿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自杀。在这种情形下，医生仰仗其专业知识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患者对其高度信赖的关系在影响患者做出法益处分决定的关键事实上实施了欺骗，该医生的行为已不属于本文所说的教唆自杀行为，而“实际上是利用自杀者的行为达到其犯罪目的，应该认定该医生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实行犯。”而某些案件中的欺骗因素对被害人意志的侵犯程度并没有达到排除被害人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被害人意志仍占据主导支配地位时，更宜认定为教唆自杀。对于采取胁迫方式实施的教唆自杀，笔者认为，由于胁迫行为特别是暴力胁迫的客观危害性更严重，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更大，因此在认定胁迫程度已达到排除被害人意志选择自由的标准上应当更加宽松。当胁迫达到敲诈勒索罪的胁迫程度时，即可以认定此时被害人意志自由已经受到行为人的严重侵犯，其出于恐惧害怕的心理做出的自杀决定因不满足自愿性标准，所以并不是本文所说的“自杀”。因此，行为人的行为应当评价为更为严重的故意杀人行为。本文所说的教唆自杀的胁迫必须是低于敲诈勒索罪胁迫程度的轻微胁迫。 　　(三)帮助自杀 　　通说认为，帮助自杀行为是指“对已产生自杀意图的人，给予精神上的鼓励或物质上的帮助，促使其顺利地完成自杀的行为”。从定义中我们可以得知，帮助自杀总体上包括了两种行为方式：一是物理上的帮助，即物质参与行为。行为人通过为自杀者提供自杀场所或者提供自杀工具等方法使对方更加顺利地实现自杀;二是精神上的帮助，即心理参与行为。指行为人通过言语劝说激励或者传授自杀方法等方式强化对方的自杀意图、坚定其自杀决心，最终使对方将自杀意图付诸实践的行为。 　　二、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立法实践与理论考察 　　通过对教唆自杀和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