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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历史中分析历史 　　一、重新审视现实与历史关系的原因 　　历史学界常被许多经典难题所困扰，如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等，其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则最令人困惑，简直是剪不断理还乱。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可能太多，在应该强调“区别”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所以，“文革”一结束，许多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能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或只有小部分人实现了这一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困扰，使得许多人躲避唯恐不及，关注“现实”的学者常常被冷落。 　　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上世纪90年代的主流学者给出了一种否定的回答，在历史学领域尤其如此。部分史家因课题的性质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时期可能以一种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应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检讨再审查。 　　二、历史学家离不开现实 　　生活在现实中的历史学家实际上根本躲不开现实，他就在现实中。那么，他想躲开的究竟是什么呢?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是否推动过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近年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一一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一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 　　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一一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一一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为历史而历史”“为学术而学术”固然让人们肃然起敬，为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研究历史也绝非什么不光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