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上帝也疯狂》和《非洲和尚》的差异.docVIP

后殖民语境下《上帝也疯狂》和《非洲和尚》的差异 　　一、文化立场：来自西方的西方与 　　来自西方的香港 　　1.话语霸权的殖民向度 　　在 2 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政治动荡、气候恶劣、经济落后、文化边缘等原因，使得非洲大陆甚少为世人了解，影片《上帝也疯狂》正是对非洲地域空间的一次消费。镜头作为一种对现实世界的呈现，在该片中简单地把非洲人划分成两类--布稀族的单纯、团结、快乐，布拉族的武装分子凶残、暴力，非洲人也由此被电影镜头标签化，实际上这些形象都与现实中的非洲人相去甚远。这种通过镜头的话语霸权对非洲世界的描述，显现了对非洲的“隐性”再殖民过程。 　　《上帝也疯狂》把世界分为三类 ： 　　第一个世界是有秩序、讲文明的西方世界。秩序井然的城市，穿着体面且有尊严的城市人，拥有电脑、写字楼、飞机、汽车等现代化工具，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状貌。同时，影片也反映了一些现代文明病。画外音提示现代人“每天要适应新生活，难免有人会行为脱节”。女主角汤女士真正想做的专题报告却被编辑毙掉，忙碌工作的汤女士最终决定前往非洲散心。如此简单的设定也包含有后殖民文化印记，处在男权文化中的汤女士在面对日常琐碎工作时选择的反抗即外出。这虽是对现代女性的独立及所做出选择的肯定，但汤女士在非洲的地位却高于男性--她用枪把两个敌对武装分子耍得团团转，形成一种即使是体力上处于弱势的白人女性却能够轻易压制两个黑人男性的表达。影片中并没有着重表述非洲当地女性，作为西方女性的汤女士本可以选择去非洲担任教师以逃避生活压力，这种随机的选择在等待“被教授”的非洲面前却显得求之不得。 　　不过影片以“城市病”作为汤女士想要脱离城市文明的突破口则显得力不从心，汤女士的“脱离”具有短暂的旅游性质，正如斯特恩完成了博士论文还要回到西方，非洲成了为满足西方愿望而被短暂利用的“他者”。汤女士背后所代表的城市人，拥有知识和权力，可以选择脱离城市投入非洲草原之中，这种有选择的行为本身即是一种西方至上的优越意识表露。即使放在今天，这种优越意识对现代文明的简单描述和反思也有无可辩驳的正确性，而唯有西方选择东方、东方无法选择西方的“话语霸权”心理，无形中已显示在现代文明中，西方文化其“固有支配模式”的地位和姿态。 　　片中另外两类世界分别为武装斗争不断的布拉 ( 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 ) 以及与世无争的布稀曼部落。影片通过对该部落大人小孩的喝水妙法和篝火晚会两个镜头，简单描述其“与世无争自得其乐”是一种落后的原始形态，以表达布稀曼部落文明与现代文明发展迥然不同的境况。发生在布拉的武装斗争却通过快节奏剪辑和演员夸张的表演解构了政变带来的暴力和死亡，武装政治斗争的双方都被贴上了简单的“滑稽与愚蠢”的标签，如此调侃政治的做法本身也源于西方语言环境。但由于片中的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差别巨大，对观众而言，这种奇观式的布稀族的生活和布拉的政变成为了被看的他者，非洲人的生活成为了观众的笑点。布稀族的日常狩猎、取水晚会，布拉人的杀人、被杀与逃命，他们作为个体起码的主体意识严重缺席，只被赋以“简单并开心”“愚蠢并暴力”的标签。 　　影片用两种方法--对非洲的奇观式建构和非洲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席来描述三类世界，体现了萨义德所认为的“东方”特点 ：它不仅仅是欧洲人的一种谎言或深化解构，更是欧洲人对东方“有血有肉”的纯粹虚构或奇想。 　　因此，影片实质上是站在西方话语霸权角度对非洲进行的臆想或奇想，是种“君临”的姿态对非洲地域的政治和文化消费。 　　2.中西混融的暧昧立场 　　《非洲和尚》主要讲述香港道士和华侨阿森为运送阿森的祖宗从发达的英国来到落后的非洲，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遇见的趣事。影片描述在西方文化大背景下，通过身附中国文化印记的香港道士和华侨阿森在处理非洲遇到的麻烦中，不断对自我文化身份进行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英国拍卖会开始，到故事的高潮--“钻石争夺”，再到被西方飞行员带走的结尾，无不体现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对西方文化既批判又依赖的姿态糅合于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华文化价值中，从而促成了香港式的新文化身份意识。正是由于这种新的“交互混杂”的文化立场，使得《非洲和尚》呈现出与《上帝也疯狂》不尽相同的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 　　影片《非洲和尚》拍摄于 1991 年，在尚未回归的香港，英国人仍是权力机关中的掌权者，官方语言亦是英语，资本主义文明无形中已渗透进香港的文化习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且有较强的向心力，香港在被殖民之前便已有丰富的“中国经验”，使得香港在文化中留存浓厚的中国印记，故此形成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空间。在这一文化空间内，香港在面临西方文明侵入时有一种对权威的自我拆解，然而实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