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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持续升温和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得“唯物史观与中国问题”成为一大学术热点。唯物史观的最高形态是世界史观;中国问题是世界历史当中的中国问题。只有透过世界历史视野，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命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最初是特指资本扩张使所有民族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的现象---世界性的历史，后来则扩展到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俄国公社问题。因此，学术界在提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时，也将之纳入到世界历史范畴之中。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分出了古代与现代两个维度，前者是地域性的世界历史，特点是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后者是全球性的世界历史，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同一性。这两大世界历史视野及其融合，构成了我们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三把金钥匙。 　　一、地域性的世界历史：破解中国“从何处来” 　　地域性世界历史是与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系指在西方取得现代世界的主导地位之前，各个不同地区的国家彼此独立发展的历史之总和。需要指明的是，马克思的原著中并没有“地域性世界历史”这一概念，相反，在马克思严格使用“世界历史”范畴的地方，它指称的恰恰就是“地域历史”的反面。我们之所以要确立地域性世界历史概念，是出于这样两个考虑：一是马克思由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结果的世界史而上溯到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各个地域历史的研究，因此地域历史研究已经整合进了世界历史研究;二是国内外理论界实质上也把马克思的地域历史研究(主要为东方社会理论)纳入了世界历史大范畴。因此，为了区别于马克思的(全球性)世界历史，我们以“地域性世界历史”指称古代各国彼此孤立发展的历史的总和。地域性世界历史的特点是文明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打破抽象历史哲学(单一发展模式论)的关键证据。马克思晚年为了研究东方社会问题而不惜中断《资本论》的写作，就是要研究各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从而为找到适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换句话说，不能机械套用西方模式来推测东方各国的历史形成机制。我国学界特别是教科书当中有一种教条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和西方一样，不过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一般演化。这就把中国“从何处来”的特殊性给遮蔽了，也就把我们的民族基因给遮蔽了。为了正本清源，必须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地域性世界历史思想，具体来说就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解开中国社会的秘密。 　　20世纪80年代张明敏的一句歌词极富深意：“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中国心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不同于印度心、美国心?可以说，不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就解不开这个“心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属于亚洲各国的传统生产方式，马克思主要研究了俄国，次要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但是在关于俄国的系统研究中，却提示出研究印度和中国问题的宝贵方法论。比如《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写道：“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今天我国到处都可见此种耕地，这就是中国曾经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证据。马克思这样揭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质：“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根据马克思的提示，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概括为高度中央集权下土地国有的村社经济。国家限制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牢牢掌控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和小农的人身自由。这种生产方式的原因和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基因的秘密。 　　有三个主要原因，使得中国高度集权、土地国有。一是共同治水：治理长江、黄河与淮河需要庞大的社会合力，这促使中华民族逐渐走向集权，因为任何地方和个人势力都没这个能力。二是抵抗侵扰：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侵扰，必须集中全国的人、物、财力，这也使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三是地理封闭：太平洋、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北大沙漠等天然屏障，造成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最终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不同于印度和俄国的独特发展道路。这种道路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生存特点来看，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心最强调整体至上，唯家唯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印度村民面对侵略无动于衷，中国人则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从政治特点来看，中国政治家国同构，政治关系家庭化，家庭关系政治化。“天地君亲师”是一块排位，百姓叫官员“父母(官)”，官员叫百姓“子民”，用温情脉脉的宗法伦理来统治天下，也导致裙带关系严重。从文化特点来看，中国心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喜欢因循守旧，反对个人独立。“狠斗私字一闪念”“出头椽子先烂”“棒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所以黑格尔才说，中国的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可见，“我的中国心”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来。这些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