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国语》的比较分析.docVIP

《史记》与《国语》的比较分析 　　一、《史记》上溯比较研究的缘起与目标 　　由于喜爱《史记》，在研读过程中较早接触到南宋倪思的《班马异同》、刘须溪的《班马异同评》、明代许相卿的《史汉方驾》，它们把《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加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和对两书异同优劣的诸多评论引发我的兴趣和遐想: 《汉书》是以《史记》为主要史料素材并依《史记》的体例写成的，《史》《汉》比较，属于下沿性( 或说下袭性) 比较; 而《史记》的成书亦非凭空，它是依据《尚书》《春秋》《国语》《左传》《战国策》以及《诗经》《论语》《孟子》等史料典籍为其文献资源的，许多篇章，就是以上述著作作为基本素材进行编纂、改写、再创作的。那么，如果把《史记》和它据以为素材的著作加以比较，这属于上溯性( 或说探源性) 比较，这样的比勘对照，不是可以看出更多问题，可以更有兴味也更有意义吗? 　　产生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试着来做，随手从《史记》与《战国策》的比较对照开始。1980 年，写了一篇《〈史记〉〈战国策〉对照举例》的习作在《语文学习》( 1980 年第4 期) 发表。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断断续续，到1994 年，形成一个初步的设想，写成《〈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 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一文，其中关于这一研究的宗旨和目的是这么说的: 　　这项工程一旦完成并且完成得好，就将既可以为学术界从史源学、从历史学、从文章学、从历史语言学以至古文今译等多方面多角度对《史记》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凿凿可据的坚实基础; 又可以为自己从文学角度，从再创作角度，从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角度进行研究铺下一条平平展展的道路。 　　经过比勘对照，自然会比出很多差异，发现很多问题。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比出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任凭人们利用、吸取。由于这项工程需要穷原竟委，尽可能找到所有《史记》据以为素材的有关载籍，拿来和《史记》逐字、逐句、逐篇，一本一本地比勘对照，工作量浩大，又是一个需要下笨功夫的细活，一个人的精力难以胜任，所以起初曾邀集一些有兴趣的青年同志( 主要是青年教师) 参加，按志趣自选，分头进行。但经过一段实践发现，这一工作费时费力，一时难见成果; 即使有了成果，这样的成果一时也不易出书或发表。而这些年轻同志，都面临评职、升级等现实问题，拉着他们长期搞这个，耽误人家的前程，于心不忍。于是决定，自己独力来干，尽力而为，做到什么地步算什么地步，但愿天假我以年，能做得多些好些。好在后来退休，教学科研等其他任务减轻，可以集中精力到这一工程上来。 　　更为可喜的是，年富力强的任刚同志作为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决定参加到这一工程中来。任刚同志已届中年，职称问题早已解决，虽然教学、科研任务仍然繁重，但他研究重点在《史记》与《战国策》，已有《〈史记〉战国人物取材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 问世，由他负责《史记》与《战国策》之对照比较并与我一起完成《史记》上溯研究的全部后续工程，使我对这一工程的预期信心倍增，幸也何如!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上溯性比较与下沿性比较不同。下沿性比较只是《史记》与《汉书》两部书之间的比较，问题较为单纯，进行起来相对容易; 而上溯性比较不同，它要把《史记》所据以为素材的典籍全部找来，一一对照，那便不是一部两部，也不是十部八部，而是几十部，虽然这些书有大有小，所采用内容有多有少，但凡是用了的，就必须找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毕其功于一役，在一部书里把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也嫌过于庞大。因此我们商量把原有计划作些调整: 即把任务分解，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在《史记》据以为素材的典籍中，挑出最重要也是用得最多的四部---《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作为重点，每部都单独与《史记》作比较，成“《尚书》与《史记》比勘对照”“《国语》与《史记》比勘对照”“《左传》与《史记》比勘对照”“《战国策》与《史记》比勘对照”四部书( 《春秋》已蕴含于《左传》之中，不再单独比较; 视需要，必要时还可做“《诗经》与《史记》比较”“《论语》与《史记》比较”等) 。 　　第二步，在完成四部单独分别比较，并累积更多经验之后，再集中精力，在采择四部书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统合其他所有采用过的史料典籍拿来比勘对照，最终完成一部大而全的“《史记》上溯比较研究”。 　　倪思、刘须溪、许相卿，可以说是我国比较史学、比较文学的先驱。倪思的《班马异同》，为了达到比较的目的，精心创造和设计了一种新颖而实用的体式和符号: “其例以《史记》本文大书，凡《史记》无而《汉书》所加者，则以细字书之; 《史记》有而《汉书》所删者，则以墨笔勒字旁; 或《汉书》移其先后者，则注曰: 《汉书》上连某文，下连某文。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