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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送别加利先生 　　2016年2月16日，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因病离世，享年93岁。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加利各方面的贡献。中国认为，他在任期间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为化解热点冲突、改善人类福祉、加强联合国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联合国现任秘书长潘基文说，加利引导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正确地坚持了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工作的独立性。 　　加利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16年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时，还会见了加利等10名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 　　加利的离世重新打开了人们对联合国加利时代的尘封记忆。 　　天生我才秘书长 　　加利1922年出生于埃及，1992年至1996年担任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在199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共有13位候选人参加角逐，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加利最终胜出。卸任后，他曾先后担任法语国家组织首任秘书长以及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加利出生在埃及一个政治世家，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埃及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开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之后的加利，有过长期在学界、新闻界工作的经历，著作等身，并于1977年从政，1991年官至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他擅于调节复杂关系，以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著称，长期从事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政治和外交经验，深谙北南关系、第三世界和非洲问题。 　　加利具有的多重身份无疑也是他胜选的重要因素。埃及是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穆斯林国家、第三世界的成员;加利在西方接受了教育，信奉基督教;他的夫人是犹太人;他能熟练运用法语、英语和阿语，这三种语言都是联合国的正式语文。 　　可以说加利的先天优势和后天勤奋，使他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不二人选，胜选后他曾自豪地说过自己生来就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联合国的加利时代 　　1992年1月1日，加利赴纽约走马上任。五年下来，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努力对所有的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做出新的反应。冷战的结束，为进一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提供了机遇，但国际政治实力对比严重失衡和频发的族群冲突也容易使联合国处于巨大的危险中。 　　加利是新理念的倡导者。加利任内，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对新理念的贡献与呼喊。加利是冷战后上任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面临新的世界秩序和维和任务，他积极推动联合国在这个新时期的应对行动，在其上任仅四周后，就主持了首次安理会首脑会议。加利亲自撰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平纲领》、《和平纲领补编》以及后续的发展议程和民主化议程。 　　1992?1996年是世界多事之秋，前南斯拉夫战争、索马里饥荒和冲突、卢旺达大屠杀等事件接踵而来。它们展现出与冷战时期国家间冲突所不同的特点。1992年1月，安理会首脑会议请加利就如何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和条款的范围内加强联合国从事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及效率，提出他的分析与建议。 　　1992年6月，加利向安理会提交《和平纲领》，长达53页，共10个部分。纲领提出了维和行动的四个领域：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在冲突后缔造和平。这改变了维和行动的指导思想，增加了对维和行动的期望值，扩大了维和行动的职能和范围，即除传统的监督停火、维持和平状态外，还要在冲突爆发以前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建立和平以及在冲突停止后解决经济、社会、文化、人道方面的问题以巩固和平。 　　《和平纲领》奠定了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指导思想的基础，之后的维和行动具有了新的特点：数量迅速增加，更多地介入国内冲突，使用武力现象和强制措施增多。而这和加利对时代的判断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冷战结束，两极对抗消失，再度出现了实现“宪章”各项宏大目标的机会;同时各国决定把一些主权权利让给规模更大的共同政治组织，国家间的疆界趋于模糊。绝对和专属主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种主权的理论从来不符合事实。 　　为了实施新的维和行动，加利主张建立一支属于秘书长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急需的资金从各国国防预算中支出，也可以考虑征收军火交易税、国际航空旅行税;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基金会、商业机构和个人如向联合国捐款，一律可以减税;更改维持和平行动经费分摊比例;发行公债等等。这些倡议听上去有些激进，但属无奈之举，也不乏新意。 　　1994年，加利发表《发展纲领》报告，这是一份全面阐述发展问题的纲领性文件。他指出，发展是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是和平的最稳固基础。持续的经济发展是整个发展问题的火车头。没有它，就不可能对付环境恶化和贫困、失业等社会问题。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事业，发展需要国际合作，发展是当今时代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任务，它将决定人类的前途。 　　加利如此早地强调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并深刻阐述和平、发展、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