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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现实意义 　　摘 要：以儒家经典文献为依托分析了“好善恶恶”的哲学根据、思想渊源及其在文化传统中的表现；结合孔子、孟子、荀子的论述探讨了培养此心的条件与方法；指出了此文化心理结构的延续性与恒常不变性；并根据历史事实论述了此文化心理结构的作用与结果及其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现实意义。这一理论，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有可资借鉴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好善恶恶；物质与精神基础；延续性；恒常性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94-02 　　《诗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以孔子、孟子、荀子（均精通五经）为主的先秦儒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重要思想，不仅有理论上的阐述和发挥，亦有历史上的根据。值得一提的便是《诗经》中对黎民百姓文化心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论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孔子对此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为此诗者一定是明晓了人生的大道，方能有此嘉言之流露。这首诗不仅点出了人的自然价值取向，而且指出了人心向背、朝代兴衰存亡的一个重要背景和依据，于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好善恶恶”的文化心理结构 　　儒家认为，人心具有天然的道德指向，而之所以有此指向，这是因为人禀赋了天地生生之大德，好善而恶恶。这种德性来自于天，而内在于人，这是天人合一的根据，有一种形而上的必然性而不可致诘。人可能由于后天的习为而与此自然指向偏离，有恶言恶行，但并不会真正改变这一倾向，也不会将人的善心完全消除而不存；人的善心时时会有透露和显现，并伴有懊悔之举，从而具有向善之可能。而且，不论其个人自身的修为如何，也不论其自身能否为善，但最基本的一点是，其所欲者必为善，希望别人对自己好一点。 　　儒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孔子、孟子、荀子对人心的这种自然倾向均有非常到位的把握。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②也就是说，一个人以忠信、笃敬之道而行，不管他到哪里，都会为人所接受和认可，都是可以行得通的；不然的话，虽州里之近，亦不可行。孟子认为，人的内心对礼义有着极高的认可度，“理义之悦我心，犹如刍豢之悦我口”③。又说：“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④不管是亲疏远近，不以道而行，则事事难成，这是因为人心有好善恶恶的自然取向，可欲之谓善，不符合此一取向标准的，将受到排斥和抗拒。而荀子亦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⑤他认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他们有着“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相同心理结构，都希望他人善待自己，其内心充满了对礼义的渴望，只不过小人做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罢了。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皆拥有儒家的这种道德理性，而不以地位、财富、修为境界等来判其有无，而只有隐晦与显明程度的不同。一些知名的儒家学者，如孔孟、董仲舒、北宋四子、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等，均有极高的道德修养，并对治国、平天下之大道有着明确的认识。他们都是以身体道、知行合一的人，之所以为百姓所称颂，并非因为其事功天下第一（不论职务大小，他们均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民着想，没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修养让人由衷敬佩，人们从心里认可他们，对他们“心悦诚服”。除了上述的文化人之外，但凡“好善恶恶”之人，只要按照这一原则而行事，均是值得称道德。 　　二、显明此文化心理结构物质与精神基础 　　儒家思想并非一种唯道德主义，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经济、政治问题不加重视，或认为其无关大体。相反，从经典文献来看，儒家对民生问题是非常关注的，认为如果不解决民生问题，就不具备从整体上提高民众道德素养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①在这里，孔子指出了三种不同道德水准的群体及其相应的行为模式，但并未谈到提高人的道德素养的具体方法和措施。无疑，孔子是最为欣赏“仁者安仁”的，这一类人的修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管在何种情况下，他们都能够与仁为一。他对“智者利仁”亦表示肯定，这类群体有操守，并一步步努力趋向仁。唯独对前一群体和行为模式，孔子十分忧虑。这是因为，他们占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能否对他们进行良好的教育决定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社会的治乱安危亦与他们密切相关。对于他们，我们不能有过高的道德要求，毕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通观《论语》所言，孔子在与门弟子的谈话中，对此亦有所发挥。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