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之父”罗家伦（下）.docVIP

“中大之父”罗家伦（下） 　　在“悲痛的隐蔽”中充实发展中大 　　在建设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时，充实图书仪器设备也是罗家伦执掌中大时的一项大投入。学校的有限经费，主要用于教学设施的改善。罗家伦执掌中大的前5年，先后建成或扩建了图书馆、体育馆、生物馆、东南院、南高院、牙医院、音乐教室、游泳池和学生宿舍等。至抗战前夕，中大已颇具最高学府的恢宏气势。俗话说“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图书杂志量是衡量一个学校的标准之一。罗家伦很重视图书资料建设，接受东南大学图书馆时中西文藏书共有4.8万册，而1937年中大图书馆收藏图书已达40.7万册（中、西文各半），是他初掌中大时的10倍。阅览室面积是原先的4倍。1932至1937年间所购中文书中善本极多，不胜枚举；中文杂志286种。西文书也大多是较珍贵者，如Ceographical Journal，连续刊行134年。外文杂志多达233种。最贵的外文杂志7000元一套，但为了研究的需要，罗家伦均不惜巨资，全部购齐。到抗日战争期间，阅览室订有中外文杂志700余种。此外，由于院系学科众多，教学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标本、模型等甚多，罗家伦不惜斥资大量购进。有人才、有仪器、有资料，有力支撑了中大的课程建设。到抗战前夕，中大全年可开出524种课程；抗战爆发内迁至重庆，那样的艰难困苦，所开设的课程仍增至829种。 　　虽然国民政府内忧外患，财政极端困难，但罗家伦总能从政府手中将办学款项要回来。罗家伦任中大校长时每年的经常费用是190万元，临时性费用如基建、添置大型仪器设备还不在内。而那年头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的经费是70万元，二者相差两倍左右，以至于当年教育部长王世杰对罗家伦能筹到钱而妒嫉不已。民国时期大学教育经费是由国民政府直接下拨到学校，不经教育部。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一直占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如1933年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这年的岁出预算，共计十三类，费用为1.6148016亿多元，其中教育费用是1661.8184万元，占10%多，仅次于军费，位居第二。据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节目，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仍是军费，其次还是教育。 　　经过两年的时间，中大内部安定，可日军侵略有增无已，而国内航空人才奇缺，近于空白。1933年夏，国民党庐山会议讨论培植航空工程人才，最后决定由中大负责此项任务。罗家伦奉令后深感需要迫切，如从大一新生开始训练，缓不济急，于是在中大设立特别机械研究班，招收各大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电机工程三系毕业生，加以两年航空工程训练。罗家伦电邀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机械专业的罗荣安回国，来中大创办特别机械研究班，培养了我国最早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于1938年成立了国内第一个航空工程系。1934年秋，研究班正式开学。罗家伦到班上作鼓励讲话说，所以用“特别机械”之名，实在是“悲痛的隐蔽”，为的是避免打草惊蛇，引起日本人的扰乱；但“隐蔽的名称不能隐蔽我们火一般的爱国和救国的情绪”。师生报以持久的热烈掌声。 　　1935年，罗家伦考虑到当时中国亟需医务人才，于5月份创办了医学院，6月又主办国立牙科学校，从此奠定了中大7院的格局。是年，罗家伦鉴于中国水灾频仍，在中大工学院内增设水利工程系，于秋天正式开课。在他任期内，中央大学还先后添设或恢复了心理学系、化学工程和畜牧兽医专修科等。尤其是1938年，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的同时，又在该院增设了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体育和公民教育7系。中央大学这种7院56科的规模当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可以说作为首都大学已是实至名归。罗家伦在扩充院系的同时，还致力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课程开设方面，他制订了“整理学课大纲”，要求各院系据此拟订课程，以求课时数的集中，删除不必要的课目，明确划分必修课和选修课，使学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专业课程的学习，建设若干核心课程，不因人因事而变更；修业年限至少须满四年，以免除争求速效可能带来的弊端。在此框架下，坚持教学自主，学术独立，对教授讲课不加干预，研究不定框框。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教学活动既规范又灵活，教师讲课新见迭出，使得中央大学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为了繁荣学术和促进高深学问的研究，在罗家伦的倡导下，中大校务会议决定发行两种学术刊物，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丛刊”，登载专门研究之著述，分为《文艺丛刊》、《社会科学丛刊》、《教育丛刊》和《农业丛刊》；另一种是“国立中央大学专篇”，对于特别有价值的著作，专印成册。同时，罗家伦从研究条件和社会需要来考虑，不遗余力地谋求中大与社会事业和学术机关的合作。如，与江阴要塞司令部合作要塞造林，与中央棉产改进研究所合作种棉实验，在江苏省推广纯良棉种，开办中等学校教职员暑期讲习班，与实业部合编《中国经济年史》，进行全国儿童问题咨询，主持高中英语和数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