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与农业政策调整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to经济问题探索)..docVIP

刘易斯转折点与中国农业政策调整 ——基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王裕雄 张正河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北京100872；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摘要：处于刘易斯转折点时期的中国农业面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对刘易斯转折点时期中国农业政策目标和主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建议，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目标仍然要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农业生产力，保证农民收入与其他产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并在此前提下有效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从政策措施来讲，应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将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更直接与农民收入挂钩；严格坚持现有农地所有权制度，通过鼓励使用权流转、发展农村合作和协作组织来扩大农业经营规模。通过倾斜的税收及金融政策促进农村工业发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凭借人口红利实现了快速增长。农业部门作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为现代工业部门源源不断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根据经典的二元经济理论，当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候就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此时社会经济会出现系列新的特征。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这些特征，例如农业劳动力不足、工业部门非熟练工人“用工荒”，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持续上升等等。基于上述事实，很多学者判断中国经济已经处于甚至是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例如蔡昉和王美艳（2007）认为中国农业发展已经处于后刘易斯转折点阶段；宋世方（2009）认为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1997年就已经来临；巴曙松（2011）则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年越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当然，也有部分学者持反对意见，例如周天勇（2010）和朱晶等（2011），其中周天勇甚至预测中国“刘易斯转折点”要到2020年才会来临。一般来说，刘易斯转折点并非是一个时点，而是一个时期（Ryoshin Minami，1968），根据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时期。 无论根据理论还是先发国家的经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农业也必将出现新的现象和特征，如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等。而目前这些现象和特征在中国农业中也已陆续出现，关于它们的报道频繁见诸各大媒体，例如2009年5月6日，《中国青年报》以“世外桃园何以成为空心村”为题报道了西南某些农村由于80%的人口转移，造成50%的土地撂荒；2011年4月26日《经济参考报》以“民工荒后现农业用工难 劳动力不足用工成本大增 图1是Ranis Fei（1961）所构建的二元经济演化模型，其中横坐标表示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纵坐标表示农业产量，曲线ORPT表示农业生产函数。在农业部门劳动力开始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流动初期，农业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此时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部门中劳动者的报酬不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而是由农业社会的“生存水平”决定，此阶段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当农业部门劳动力存量减少到时，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跨过此点，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开始大于零并不断提高，但此时由于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小于“生存工资”，故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并未受到影响，此阶段劳动力流动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当农村劳动力存量下降到水平，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此时农业劳动力边际生产力达到“生存”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劳动报酬开始由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并与现代部门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一致，整个经济由二元进入一元，在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动会提高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同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从上述二元经济演化模型中可以看到，跨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之后，劳动力的流动就会对农业部门造成显著影响，如果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不足以弥补劳动力减少造成的农业生产力下降的话，就不能产生足够的农业剩余，也就难以支撑整个经济由一元向二元的继续转化；并且即便整体经济跨过了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如果农业部门的生产效率没有得到连续有效提升的话，也会对整个经济造成重要影响。从这个演化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易斯转折点对于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经济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劳动力相对稀缺时代的到来，这一转变在给农业向更高的阶段和形态发展提供了机遇（例如使得规模化生产、资本和技术集约型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等等）的同时，也使得农业面临更多挑战（例如如何实现技术进步、规模生产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弥补劳动力不足带来的农业生产力下降等等）。虽然就先发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农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其范围远远比理论本身要丰富的多，但转折点理论是揭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