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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创新之途 　　中国需要实施本土化创新，不能完全依靠从西方技术转移来实现。本土创新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对国家繁荣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实现本土创新需要两个前提：产权保护制度与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领域中，对本土创新的大量投资，也将会获得长远的回报。实际上，基于政府和市场的需求，中国本土创新的步伐已经开始加速。中国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并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西方已经没有多少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了，如果美国将更多技术转让给中国，那样更好，即使没有，中国也可以实现自主创新。 　　中国可以通过金融、人才等制度安排，鼓励企业界和整个社会创新，这样中国就可以快速增长许多年，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将快速提升。 注重来自市场的创新 　　实现繁荣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但不同国家追求繁荣的路径却有所差异：前苏联时期，国家的主体思维认为可通过教育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通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了美利坚式的繁荣。如今的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则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但是，目前这种刺激消费的方式，并没有明显地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在其他层面体现出比较优势。 　　在中国发展步入转型和调整并举的新阶段，如何激励企业家推动创新？ 　　如果经济生活中有更多新的项目是创新型的项目，那经济就会越来越有活力；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对这样的项目有需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提供这样创新型的项目；如果一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参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项目，那就业率也会随之大大提升。因此，本土创新即使短期的回报不是特别高，但它对就业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非常有帮助。在中国企业向着新型组织模式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将越来越多地面向智力激发的方向，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成为创新的企业。这样的一种转变，会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因为关注企业家的体系，不仅能使他们实现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美国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中国应提早关注创新的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现在的美国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而在内陆只能看到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寻找简单的资本运作来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 　　目前，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并且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进步。 　　一方面关于工作机会的创造，中国的策略就是鼓励一些企业家建立一些新工厂和办事处，通过内陆地区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基于企业遇到越来越高的成本压力，一些新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远离了沿海地区以及港口城市，生产制造商逐渐向内陆地区拓展。很多产出的产品开始向国外销售。同时，一些新的业务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提升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能够获得与美国和欧洲一样水平的技术。它是一个总体的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角度，中国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国非常努力地将海外的技术转移到国内经济当中，不断追赶美国的技术。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创新开始减缓之后，这种追赶显得空间不足了。 　　前苏联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强国的目标，美国却是通过新的产品和技术来实现发展的目标。当时，苏联的博士多是研究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在开出租车，很显然他们没有提高本国的生产力。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能够来响应这一变化，逐渐将自己产出的产品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但是这种对于家庭消费的刺激并没有非常明显地增加生产率，或者其他的优势。 　　那么对于中国技术来讲，如何追赶西方呢？有人说，答案是真正地使用科学家的智慧，对一些小国家来讲，可能这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可以想象一下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科学家如何驱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于中国拥有大量的科学家，中国企业还有政府能够获取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使得商业创新成为可能，就好像美国的企业以及政府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科技人才。 　　在美国，利用科学家还有企业家才能做得非常不错，中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中科学家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有教学的任务，还有一些时间要用来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创新。所以一方面科学家的人数不是特别多，另外他们可以对基本的用于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时间也不会特别多。 　　新的产品和方法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如何来追赶西方的生产率，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新一代的企业家。一般的人可能不具备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