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三种意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docVIP

树立“三种意识”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摘要]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事关全面深化改革成败的大局，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我们必须把树立这“三种意识”作为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高度来抓好。 　　[关键词]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全面深化改革 　　一、树立“三种意识”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进取，指的是努力向前，立志有所作为。机遇，即契机、时机或机会，通常被理解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责任，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应尽的义务，分内应做的事；其二是指应承担的过失。实践证明，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是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我国数学家陈景润如果没有强烈的进取意识，他就不可能攻克历经两百多年的世界性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的论证。又如中华民族如果没有誓死保卫祖国这一强烈的责任意识，就不可能坚持八年抗战，以弱胜强，最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再如我们中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如果没有抓住“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机遇加快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取得从“文革”前经济发展停滞徘徊不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的困局中跃升到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这样巨大的成就。所以说，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事业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二、改革结果的二重性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三种意识”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结果具有二重性，即改革或许成功或许失败。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改革过去有“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这些改革一头一尾取得了成功，中间的均以失败而告终。 　　“商鞅变法”是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于公元前356年在秦国实施的改革，分两次进行，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此次变法是中国战国时期各国改革中最彻底的改革，对战国末年秦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商鞅变法”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变法”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1]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但由于“变法”触及到统治阶级的利益，受到统治阶级的激烈反对，变法处于被批评的局面，最终以失败而告终。[2] 　　“戊戌变法”又名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间（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暂政治改革运动，变法由光绪皇帝领导，深入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个层面，希望清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然而后期遭到慈禧太后与守旧派的反扑，发动了戊戌政变，戊戌变法仅经历了103日就告终。[3]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的成效之一是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到2010年，中国GDP从改革开放前的第八位先后超越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从改革开放前国际社会边缘化地位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4] 　　纵观中国历史上四次重大改革，“商鞅变法”与改革开放取得了成功，而“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均以失败而告终。成功的两次改革都是统治阶级积极主张下的改革，失败的改革都是先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后被统治阶级所反对的改革。所以说，我国这次的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存在着成功与失败的两种可能性。关键就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能否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航向，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换句话说，只有工、农、商、学、兵、政、党各方面都树立了“三种意识”，“全面深化改革”才有可能成功。 　　三、正确认识“三种意识”与“全面深化改革”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正确的意识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很显然，“全面深化改革”是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