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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跑，在城市奔跑 　　8月12日晚19点，北京夏夜虽然偶尔有微风吹过，但高温仍没有散去，稍走动，人便会出一层细汗。 　　在距离东单地铁A口不到100米的东方广场上，逐渐聚集了一群人。他们穿着颜色各异的跑鞋，各种款式的速干短裤、T恤或者运动背心。这是Hey Dash跑团面向公众的常规活动之一。每周三晚上以东方广场为起终点，完成5公里或8公里的跑步。 　　他们的年龄从20～40岁，来自不同行业，有媒体人、销售、设计师……有人刚从公司赶来，趁活动还没开始跑到附近快餐店的卫生间换衣服，也有人穿好一身运动装备从望京开车赶来。天色逐渐变暗，参加活动的人基本到齐。Hey Dash跑团联合创始人小豪把手机放进荧光色的腰包里，让所有人围成一个圈后散开，带领大家做热身运动。10分钟左右的热身运动后准备开跑，大家习惯性地打开跑步软件，然后把手机装进各自的臂带或者腰包里。 　　跑团出发后，东方广场北面2.4公里处的中国美术馆门口，聚集了另一批跑步者，Road Kissers跑团的常规活动也要开始了。刘美麟并不是第一次参加Road Kissers的活动，她习惯了每周三下班后从中关村坐地铁到美术馆门口集合。当跑到故宫附近，她听到有老人家在放京剧，“感觉也是很奇妙”。 　　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夏夜，不知道有多少人相约奔跑在城市街头。“一起跑”的聚会，赋予了这项运动某种仪式感。 拯救 　　Lee留着齐耳短发，身着黑色T恤，浅色休闲五分裤，以一副略中性的打扮出现在我面前。去年毕业后，她和朋友一起创业做文化公司，同时还负责耐克NRC（Nike Run Club）和Hey Dash跑团的管理工作。 　　Lee跑了十几个马拉松。最初她和大部分人一样，认为满世界跑马拉松很疯狂。“我周围有朋友背个背包去世界各地跑，比完赛累呼呼地回来。我不觉得自己也会经历这样折腾的人生。但是参加完在旧金山的马拉松之后，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很值得的。”Lee说。 　　2013年Lee第一次出国跑马拉松，参加的是在旧金山举办的耐克女子马拉松，同时也是她首个全程马拉松。这次比赛后，Lee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有了改变。她见到了耐克在赛事组织上的专业及贴心的服务，更愿意投入精力于跑步和文化推广上。 　　那次比赛6点半发枪。5点钟，Lee起床换衣服，吃前一天从超市买好的早餐――一个全麦面包、一杯酸奶和一个香蕉。 　　11月的旧金山接近我国初秋的感觉，空气湿度相对较大，跑的时候能感觉到雾气升腾在身体的周围。一般的马拉松比赛，前5公里容易出现选手扎堆互相影响的情况，但这次比赛根据选手的配速进行分区，起跑上的科学设置避免了扎堆影响的发生。 　　跑到10公里左右的时候，遇到大上坡。在Lee觉得又渴又热时，赛事工作人员端来切好的橙子，“拿到嘴里那一刻还有点冰的感觉，很新鲜、冰凉”。20多公里处有块超大LED加油屏幕，当Lee经过感应区看到自己的名字投射在上面，提醒不要放弃。这种专属的加油体验给她带来了惊喜。 　　跑到30公里时，Lee的身体进入了极限。她机械地重复着跑步的动作，不想说话。“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Lee看了一眼手表，跟同行的女孩说保持6分半的配速（每公里6分半）坚持到终点。同行女孩急躁地说：你干吗催我？Lee觉得很委屈。 　　“跑到那个状态有一种无名火，身体需要发泄，但跑完之后什么事都没有。”最后6公里的时候，Lee觉得自己“不行了”，但是放弃又很亏，就坚持向前走。熬到最后4公里，Lee又重新振奋起来了。 　　“跑全程马拉松，跟经历了一个小人生挺像的。从开始兴奋，持之以恒，抱着希望，到中期觉得压力负担，绝望、放弃，再重新燃起希望，最后就是成功。”Lee说。 　　Lee本科和研究生学的都是食品专业。研究生期间，80%的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在十几平方米的实验室里，Lee穿着白大褂，站在实验台前，专注地关注数据和分析结果。按正常发展的话，她会去食品公司做研发或者市场工作，但一切都因为三年前那段患抑郁症的日子改变了。 　　她试图寻找出口，尝试过暴饮暴食后，除了身体素质变差，对自己情况没有任何改变。“大四”那年Lee为了更健康瘦身而跑步，她发现专注呼吸和心跳的感觉很美妙，体重也从70公斤降到了54公斤。她在镜子里明显看到了自己的变化。于是Lee再次尝试去跑步，像大学时那样，戴上耳机，只专注于自己的身体感受。 　　起初跑步时边跑边哭，后来发现很少哭了，“人流的汗多了，眼泪就会少”。那段日子，Lee每天早晨跑一个小时，晚上再跑一个小时。跑步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即使周围很乱，但越跑心里的声音越干净”。 　　跑到后面，她每天保持20公里的距离。随着跑量增加，人也渐渐放松下来，大脑变得清晰，抑郁症不治而愈。现在回想起那段灰暗的日子，Lee开玩笑地说：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