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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东方之星 6月5日，倾覆沉没的“东方之星”在扶正后起吊出水，穿着防化服、即将入舱的搜救人员在岸边静默 　　王盛才吃过晚饭后，一头扎进客厅，靠在电视机前左侧的木椅上看《新闻联播》。敞开的大门外，小雨斜飘着落到地上，风吹进来，一扫白天的闷热。 　　他是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三洲镇复兴村5组的村民。从他家出去，翻过一道5米高、3米宽的堤坝，再往前直走300米，穿过一片防洪林，便到了江边。他靠一条5米长的小木船捕鱼为生。 　　在离此大约40海里的游轮东方之星上，在四楼的头等客舱――421房间，来自天津的游客吴建强也在看《新闻联播》。回房间前，58岁的吴建强刚刚结束和新认识的伙伴在甲板上的聊天。这条游轮上，除去46名船员，其余408名游客中的大多数都是与吴建强年纪相仿的老人。 　　这一天是6月1日。 　　57岁的王盛才坚持看新闻联播快30个年头了。他并不是想看新闻，也弄不懂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只是怕错过了后面的天气预报。尽管此时是在休渔期，但他多年的习惯一直不变。每天凌晨4点，他会准时到江边看小木船。 　　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武汉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湖北天气预报显示，距离武汉近二百公里的监利县，当晚21时06分，出现9.2米/秒的最大瞬时风速。 　　关掉电视，王盛才准备关门睡觉。他发现，风和雨都大起来了。风吹得木门吱吱作响，雨透过门缝灌进家里，就像有人在外面往里面浇水一样。 　　没有人知道，在王盛才睡梦之时，吴建强乘坐的东方之星，正驶向一场让它瞬间倾覆的风暴。最终导致442人遇难。 　　如今，距离事发一个月过去了，在本刊记者的电话回访中，家属都选择了不接受采访。他们相信政府能帮他们解决赔偿问题。 “夕阳”旅行团 　　谭美支撑不住了，从重庆到达监利的第二天，她被送进监利县人民医院输液。一阵一阵的抽泣，让她的眼神看起来恍惚呆滞。每次稍稍清醒后，她总责怪自己当初的语气不够强硬，不然，丈夫程波会逃过这一劫。 　　33岁的程波是东方之星上的一名大管轮，是轮机长杨忠权的助手，主要职责是做好船上机电设备的使用、维修和保养。1994年，隶属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游轮东方之星投入使用，6年后，程波到船上工作，至今15年。到船上工作实属无奈，他们家的土地被东方轮船公司占用，到船上上班是谈判的条件之一。 　　在监利县人民医院6楼病房，谭美见到了程波的同事程林。程林是船上的大副。他和船长张顺文、杨忠权在事发后不久被救起。 　　程林告诉谭美，他看到杨忠权跳船。船倾覆后，他还看到了程波。没有穿救生衣的程波，一个人顺着窗户的亮光往外爬。 　　5月16日，谭美在电话中喊程波和朋友一起到外面吃烤鱼。程波一看时间来不及，在家中匆匆吃了中午的剩饭便回到东方之星。程波在电话里有点兴奋，他昨天刚刚通过了轮机长的理论考试。程波在船上的工资一般每个月只有两千多块钱，就算是在最繁忙的旅游季节，工资也只有四千多。初中毕业的程波，想通过职务上的晋升来获得加薪;想着攒够钱，在万州买一套房，尽快搬出和父亲一起住的房子。 　　此时，千里之外的天津，吴建强拉着老伴李学珍，和认识了半辈子的另外6个街坊一起报了东方之星三峡行。吴建强和老伴是农民，没读过什么书，辛苦了大半辈子，就想着出去走走，散散心。这也是他和老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 　　因为老伴睡眠不好，一有响动就失眠，吴建强还特意报了头等舱，尽管家里条件不算太好。旅行社的宣传资料显示，“东方之星”每月经行此条旅行线路一次，票价按船舱卧铺等级的不同分为四级票价：三等舱为6人间，价格在1500左右（上铺1498元，下铺1598元）;二等舱为4人间，价格在1900左右（上铺1898元，下铺1998元）;一等舱为2人间，平铺2698元;特等舱每间6888元，可以观赏更加宽阔的江景。 　　江苏常州的居书金和老伴徐英顺（再婚）当时在股市里赚了点钱，也想出去走走，但他们有点舍不得坐头等舱。他们和另外两个亲戚――倪春华、徐英媛，四人总共花了6700多元报了三等舱。平时，他们4人经常一起结伴外出旅游。半个月前，他们去了一趟张家界。 　　5月中旬，当倪春华把这个消息告诉女儿倪旭霞时，她很开心，觉得游轮安全，是比较诗意的旅行。徐英顺也把出去玩的消息告诉了儿子胡锦伟，并把炒股的账户交给胡锦伟代管，“每天跟她汇报一下就好。” 　　胡锦伟嘱咐她们，“要玩轻松一点，开心一点，高高兴兴回来。” 　　和程波同一天，同在重庆万州的余正玮和妻子王萍也登上了东方之星。3个月前，他们以每年6万的价格承包了位于三楼中间位置的茶室等。余正玮是一名下岗工人，靠着开火锅店的经济收入供儿子余梁读书。去年，余梁高中毕业，余正玮也想轻松一点，卖掉了火锅店。平时跟余梁呆在一起的时间也少，所以，此次他特意把儿子带上，让他看看风景。 　　5月16日当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