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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的尺度 ——读“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 李朝晖(原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 　　《战略与管理》杂志在1999年第六期中，将喻希来先生大作“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以下简称“喻文”）作为首篇，并辅以王逸舟先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一文（以下简称“王文”），组成“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观”专栏，既是对事故多发的1999年的回顾，也颇有为过去百年作结的意味，细细读来，文中所言皆非无据，百年得失，如在眼前。然而，笔者以为一些论断和看法上似有不够严谨或周延的地方，而不敢轻易苟同，书之于后，与作者和广大读者共商榷。进而，笔者对文中可能存在的，也是许多知识人习而不察的若干认识方法问题进行了一些论述。最后，笔者给出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思考。 　　一、评价标准的反思 　　如何评价这100多年来中华文明共同体所取得的成就，首先就涉及到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在“喻文”清楚地给出的答案中，笔者以为“横向比较，中国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各国成绩单的前端”这一论断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很不全面。自1840年以来，大清帝国统治所及的中华文明共同体即已开始在不可阻挡的外力驱使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自此，在列国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争取作为一个边界确定的有效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亦即对基本国际人格的追求成为1840 ～1949的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主题。这一追求在20世纪40年代得以初步实现。为这一成就，全体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不难理解告别了分裂和战乱之后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何以一度是如此的欢欣鼓舞。但是，上述目标仅是力求完成现代转型的前现代社会所必须完成的许多目标中的一个，并未包括政治上由朝代国家向法理国家的转型、经济上由自然经济向工商经济的转型，以及社会、文化和科学等等不可或缺的现代转型，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当代中国仍在现代转型途中，而不是已经完成，在涉及更为广泛的文化精神领域中，转型也是仍在继续或刚刚开始。这就引出了笔者的第一个问题，即中国的现代转型究竟应该包含多少内容，有没有可以对之作出评价的标准，而作为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现代转型的完成将如何实现？ 　　不仅如此，在“喻文”和“王文”中都有“世界大国”这一关键词，均以之作为现代转型的未来目标，而“喻文”还给出了成为世界大国“至少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的标准，这似乎表明，作者是以国际政治为背景、在比较中国与外部世界这一架构之下认识中国的百年得失的。应该说这不失为一种认知进路。但笔者以为，其中有若干习用而不察的方法问题值得怀疑。首先，何为世界大国，以及什么是世界大国的标准，这始终是一个比较性的动态的概念，而非一些静态指标可以界定。其次，即使不考虑纵向变化的时间因素，“世界大国”这样的评价性概念也没有什么客观有效的标准；如果真要为世界大国寻找什么标准，自世界大国这一现象出现以来，存在着的世界大国本身才是惟一的标准，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大国，才是成为世界大国最为有效的鉴别方法。其三，是因为已经有了事实上的世界大国才可以以它为蓝本制定“综合”或判断“关键”的标准，而非先有某种标准而据以认定世界大国。最后，在竞争态势下，碰撞或角力才是现实的标准。世界大国的地位必然是“历时性”地通过若干打拼才得以形成和固定。当然，在不那么精确的尺度下，寻找作为世界大国的最低标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知识上的根据，比如，我们就很难相信汤加王国会成为世界大国，而理由就是它的国土和人口以及地理位置等，因此，尝试归纳出成为可能的世界大国的若干必备条件还是可能的，但这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距“世界大国”相距甚远，即使如喻文所言，以最乐观的预测也要有数十年才可以想像。这样，以距今甚为遥远且不能有确切定义的未来目标作为参照或评价标准来评价历史，并将之化约为中国通往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就可能不是认识历史和未来的理想方法。进言之，不仅仅是这种建立在未来目标基础上的比较性的标准，甚至连“横比”或“纵比”这样的历时性或共时性的比较标准，对于身处剧烈变革中的中国社会来说，都犹如以岸边不断消逝的风景为坐标，时过境迁，难免征逐于一些幻影虚像。 　　这也就引发第二个问题，即中华文明共同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作为后发外源、处于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共同体，其转型的动力部分来自于源自西方的现代知识的进入，但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方强加的屈辱，由此，是抱持一个互动交往的世界图景，还是一个互斥隔绝的世界图景就成为一个问题，以这一视角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据我的理解就是世界领导或第一强国——这一假设的合理性所依据的当是后一世界图景，然而，建立在这一世界图景之下的社会进程，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经验上，都会妨害现代知识的进入和中国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