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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女生的故事 　　故事一：我不会写 　　放寒假回到老家过年，亲戚朋友一见面，和我聊的最多的还是“教育”。教师这个角色，真有点“羊”的属性，走到哪里都有割舍不掉的“膻气”。 　　我堂姐的小孩读六年级，是个很乖巧的小女生，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当起了她的“家庭教师”。《寒假作业本》上有道写景的作文题，她是怎么写的呢？题目叫“家乡的小路”，大致的意思是：家乡有条长长的小路，路边长着草和野花。这条路曾是一条泥巴路，现在铺成了水泥路。家乡的变化真大，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 　　看到这类“感谢党感谢政府”的习作，我就起鸡皮疙瘩。我问她为什么要写家乡的小路，她说别的写不出来，只有写小路。 　　这句话着实吓了我一跳。又看了她写的另外几篇作文，也都是既无大碍也谈不上有趣的那种。 　　这曾经是一个怎样的小女生呢？读二年级的时候，她跟着我学习“写话”，写过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句子。比如：写月亮，“嫦娥姐姐，你一个人在月宫里孤不孤单？如果我有一双翅膀，一定会飞上天去陪你，给你讲《海绵宝宝》的故事。”写糖果，“糖果含在嘴里，好清凉。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味道？我会告诉你，这是草原的味道。”写顽皮，“我躲在冰箱里，爸爸妈妈怎么也找不到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到了北极。”如此美妙的句子，曾是我在众人面前夸耀自己教学水平的证词，也是她在作文上自信满满的源泉。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我眼里有点“天才”的小女生，读了几年书后，居然江郎才尽，“缪斯”全无。我不得不问：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在制造平庸呢？ 　　当家长满怀希望地把孩子送到学校，学生充满好奇地走进校园，我们作为教育者给予他们的是什么？是一套整齐划一、充斥着否定色彩的行为准则。课间是不能高声喧哗的，是不能随意跑动的；课堂上是不能想说就说、想读就读的，说话得说到老师想要的答案上，朗读也要读到老师认为合理的节奏上；还有“在标准答案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让任何一种个性化的表达都成为“弱智”；还有形形色色、没完没了的各种表彰、奖励，如同糖衣炮弹，诱导学生放弃自我的主张和见解，屈从于外在的评价……上学，意味着童话的消散、自我需求的克制、按老师的意愿做事，否则就是自找苦吃。一个语文老师让学生用“大”说一句话，有名学生说“我爸的鸡鸡比我大”，结果老师暴跳如雷，火速把家长召到学校，劈头盖脸一通训斥，硬逼着家长当着众多老师的面，扇了他儿子两耳光。一个六岁的小孩子，何罪之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教育，即使能够生产高分，打造出纯洁的校风，那也不能称之为教育。这样学校，是优雅的监狱，是天丝绒般的囚笼。 　　说到监狱，我想到一部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一名特工对一位戏剧作家家庭生活的全面监听，包括他与女友的私生活以及密秘进行的地下写作等。一个靠监听控制民众的国度，你认为还有希望吗？那么，一个靠权威钳制学生言说的学校，你还指望它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学生吗？学校没有自由，哪来学生的发展？！ 　　我的小学老师大多出身于农民，裤脚上常年带着泥巴星子，但他们具备最基本的教育常识。教我五年级的语文老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理不争不明”。在这种不争不明的风气下，我的胆子越来越大，时常在课堂上和他叫板。学习《可爱的草塘》那一课，初读课文之后，老师问我，你觉得草塘可爱吗？我说不可爱。老师把课文讲了一部分之后（比如“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问我现在怎么想。我说，这荒山野岭的，有再多的鸡啊鱼啊也没什么可爱的。老师听后没说话，无奈地让我坐下。讲完全文后，还是点我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依然说，这个草塘没什么意思，我更喜欢咱们村里的那口堰塘。我的回答引起全班一阵哄笑。至于老师是什么反应，我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报复我，因为我还记得许多上课与他对着干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说蛇有脚，气得他拂袖而去，不给我们上课了。晚上他到我家走访，我爸为这事饱打了我一顿。但最后，他还是说，乔能俊一再坚持说他亲眼看到了蛇的脚，那我们就相信他吧。当他在课堂上说出这句话时，我当时哭了。我用一辈子去铭记我的这位农民老师，他用最朴素的情怀呵护了一个小孩子对世界的解释权。也许他知道，关于蛇究竟有没有脚的认知，随着年龄、学识的增长我终会明白的。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小孩子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不唯书、不唯上，敢于捍卫己见的品质。 　　而我的那个亲戚、那个小女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她的思想变得越来越乖，心里只装着老师的尊严和要求的时候，她就失去了自我表达的能力，什么都不会写了。 　　故事二：世界末日来了 　　在去年的12月，这个小女生曾为“世界末日”的到来恐慌过一阵。 　　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学习《只有一个地球》这篇课文时，老师讲到，因为地球环境越来越恶劣，所以12月21日被预言家称之为“世界末日”。自那以后，她回到家里既不做作业也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