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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代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生存之道 　　摘 要：集体化时期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乡村社会的集体化更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角度探讨集体化时代乡村基层政府的行为和行为逻辑，分析基层政府在服从国家、控制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性共生依赖关系。 　　关键词：基层政府;资源依赖;村民群体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8-0070-02 　　 自秦建郡县制以来，“王权止于县政”，县之下的乡、村基层行政系统是国家政权的最末端部分，乡村地区的治乱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任何经国大事都要延伸于一个个小村庄并接受其反应，只有当一个个小村庄也能够参与政治，国家的大政才有真正广泛而牢固的基础。” 乡村政府作为“上连国家，下接乡村社会”的政治中介， 对于整合离散的乡村社会无疑是有意义的。新中国成立后，从1952年的互助组开始，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相继而来，可以说，农村是集体化时期的最大主体，这一时期，不仅仅是农业的合作集体化，更是整个乡村的集体化时期。殷鉴不远，来者可追。追溯与反思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均不言而喻。 　　 20世纪70年代，资源依赖理论的思想集大成者杰弗里?菲佛和杰勒尔德?R?萨兰基克出版了他们的合著《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受资源依赖理论启发，本文试图探讨环境（包括其他组织）怎样影响基层行政组织，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并试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对集体化时期基层行政组织的生存之道做简单的分析。 　　 一、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特殊性 　　 到集体化末期，全国已有54，352个公社，719，438个大队和5，977，000个生产队 ，每个生产队有三四个干部，如此庞大的行政系统，承担起了服从贯彻国家政策、管理农村的任务。一方面，他们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代理人，是国家行政系统最底端的执行者，由于绝大多数的乡村干部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平时与普通村民打交道最多，承担着传达政策、教育民众、集体化运动等责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纳入正规的行政体制，与国家正式的行政干部不同，没有国家工资补贴，工分不多，管事却不少。 　　 二、外部环境对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的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深深扎根于开放系统框架，认为要理解组织的行为，首先要理解组织的外部环境，理解组织是如何将自己与所处环境中其他的社会参与者联系起来。 　　 首先是来自国家的控制。纵观整个集体化时代，党组织始终对整个乡村及其成员具有压倒性的支配权。当年基层农村干部对毛泽东非常崇拜，“主席怎么说，他们就无怨无悔的怎么做” 尽管各个地方由于情况和问题不同而有一定的自主权，我们还是看到，对共产党的真心拥戴、不断的意识形态教育，加之持续升级的政治动员，整个乡村基层的干部们带领农民们参加各种活动、斗争。从土地改革、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乡村干部在不断升级的组织形式中学会了一套生存之道――对当组织和国家保持忠诚，服从上级政策加以贯彻执行。 　　 其次是来自村民群体的影响。为了方便理解，与乡村基层行政组织相对应，我们把通过集体劳动、统一分配而组织起来的村民视作一个组织。村民组织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第一，靠集体意识做支撑的机械团结。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说明人类社会中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建立了机械团结的社会和有机团结的社会两分法。他认为，社会变迁是从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的进化过程。机械团结为原始社会和不发达社会所有，它来源于相似性，社会成员之间相差不大，信奉同样的道德和行为准则，在他们行动的时候，必须追随集体的目标，而不能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行动。 　　 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村民与机械团结社会的社会成员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整个乡村村民组织中，集体意识占主导地位，它是社会成员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综合，是一种共同的信仰、情感，集体意识是村民们保持团结的重要来源。在这个社会里，中共和毛泽东通过信仰、传统和集体行为赢得了尊重，树立起了统治权威。集体意识的内在动力与这种权威息息相通，统治权力成了集体意识的化身，如果一种行为触犯了集体意识，这种行为就是犯罪――统治权力由此所向披靡，它在集体感情那里获得了罗织犯罪和违法的罪名的权力。 　　 第二，凭借新的话语体系获得的政治地位。如何有效控制庞大的乡村基层组织，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曾指出教育农民的是严重的问题。从1960年起，中共多次指示要在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防止干部腐化、被侵蚀是“重头戏”。让干部直接与群众见面，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解决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 　　 以政治地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