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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伦理视域下的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摘要：我国目前对中小学教材选用的研究多集中在选用内容上，注重对教材选用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基础的研究，而对其教育伦理则视为理所当然的客观存在。本文拟通过分析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的伦理需求，探索教材选用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剖析形成困境的原因，其原因包括教材选用评价方式单一，教材选用机制不健全，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阻碍作用，最后根据问题提出改善教材选用伦理困境的建议。关键词：教育伦理 中小学教材 教材选用伦理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应遵循的道德和规范。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及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制度“一纲多本”审定制的确立，教材选用政策也应运而生。当今社会，教材选用的问题不断滋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教育伦理的视角探寻教材选用面临的困境和走出困境的途径。一、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蕴含的伦理需求1.教材选用目的的伦理需求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的直接目的是为中小学生提供更有利于发展的教科书，以促进学生的成长。但是，我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各地学生发展需求和水平存在差异，因而不同地区的学生发展所需要的教材也不相同。为此，应该关注各地区学生的具体情况选用符合学生真实需求的教材，若背离了这一教材选用的基本原则，所选出的教材就如“空中楼阁”悬置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失去了教材本应具有的教育意义，也就违背了教材选用的根本目的。2.教材选用过程的伦理需求教育具有“民主”的特性，为了深入实现民主，我们鼓励“凡为社会制度所影响的一切人们都必须共同参与在创造和管理这些制度之中”[1]。所以，在国家规定的教材选用制度之下，规定了选用教材的来源是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全国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所限定版本的教材。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中小学教材是由教育行政人员、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优秀教师等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组织――教材选用委员会来具体选用的。委员会成员需经民主程序提名，其中要求一线教师不得少于1/2，教育行政和教研部门的代表人数不超过1/4。教材选用委员会组成对一线教师所占比例的要求，是为了保证在教材选用过程中能充分尊重学生的需求，因为一线教师是最了解学生的。这是教材选用过程应遵守的伦理需求。3.教材选用评价的伦理需求在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暂行办法》（基教二[2014]8号）中，对教材选用的机构、程序和监督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但始终没有提及选用教材的后期服务及评价，约定俗成地将考试成绩与升学率作为教材选用的直接评价方式。但是，选用教材效果评价应该是从利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及利于教师应用教材进行有意义地组织教学等方面进行。当下的评价方式倾向于短期化、表面化、可量化的简单操作，若长期采取这种评价方式必定会对教材编写者、选用者造成功利性的误导，并造成教材编写的趋同性倾向。国家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教材的多样化发展，要想真正实现教材多样化，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合理的评价体系必须建立，以选用符合伦理需求的中小学教材。二、我国中小学教材选用面临的伦理困境近年来多地擅自更换教材，一门学科出现两本教材和教材选用过程中的经济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多项规定试图制止这些问题发生，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中小学教材选用面临以下困境。1.权利分配不合理威胁教材选用的公正性原则中小学教材在选用过程中应该充分尊重公正性原则，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存在选用权力分配不均现象，这主要体现在负责教材选用而成立的教材选用委员会有名无实，选用权力主要集中在教育行政人员手中，一线教师和学生并未得到他们应有的教材选用权力。（1）教材选用权力集中于教育行政人员之手从参与教材选用的人员结构来看，许多地区一线教师所占比例1/2都没有达到，部分地区甚至没有一线教师参与，而教育行政人员所占比例却居高不下，这说明在教材选用委员会的实际构成中，并没有按照国家要求去组织中小学教师、校长以及学生家长参与教材选用工作，忽视了与教材使用息息相关的重要成员的权力，将教材选用的“生杀大权”控制在教育行政人员手中，这是造成教材选用中丑陋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2）学校、教师和学生没有真正的教材选用权近年来，教育部门已经明确提出校长和教师的教材选用权力，但在实际的教材选用过程中，校长的权力极其有限，这导致了学校无法按照自身发展需求选用教材。而教师作为教材的直接使用者，是教材实现教育意义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教师参与教材选用的机会不多，没有实际的话语权，最终在教材选用委员会中形同虚设，导致选教材的人不用教材、用教材的人不选教材的矛盾出现。我们应该承认，中小学生虽然社会经验不足，文化知识尚浅，但他们对世界已经有了独立的认知，也能区分基本的好恶，尽管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喜好来确定一套教材的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