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杜牧的军事诗文创作.docVIP

试论杜牧的军事诗文创作摘 要：杜牧军事诗文创作在内容上反映了他对军事领域的高度关注，对现实军事问题的深入思考，及其深厚的兵学修养，其诗文具有突出的实践品格;在形式上通过对杜甫和韩愈特定文体及风格的接受，在总体理性化的取向下一定程度上兼顾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其艺术表现力是兵学修养和文学才能相互作用的结果。杜牧军事诗文创作具有突出的现实指向性，这与杜牧对自身士大夫的社会角色定位相关。关键词：军事诗文创作 思想内容 艺术特征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古文家，也是一位兵学研究者，其军事诗文创作非常引人注意。对这部分创作，此前论者多着眼于对其中军事思想的阐发，启人深思。但客观地说，杜牧并非有实际带兵经验的军事家，其兵战论述在中国军事理论史上并不具有原创价值。鉴于此，笔者立足晚唐时代文化背景，拟对杜牧军事诗文创作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以期推进杜牧研究的进程。一、思想内容：现实关注与兵学素养杜牧“敢论列大事”[1]，“慨然最喜论兵”[2]（P633），除了注释《孙子》这一兵学实践外，还创作有相当数量谈兵论战的诗文，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广泛涉及当代军事领域的诸多问题，也反映出杜牧对军事问题的深入思考，以下略作阐述。藩镇问题是晚唐政治痼疾，也是唐代中期以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樊川文集》中有几篇最重要的军事论文是就这一问题而发，其中《战论》（卷五）重点总结朝廷在对藩镇用兵方面的五种失误;《守论》指出了朝廷姑息之弊，以致造成藩镇跋扈的局面;《原十六卫》（卷五）主张恢复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罪言》（卷五）则提出解决藩镇问题的具体建议，即“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集中两篇书启《上昭义刘司徒书》（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卷十一）则聚焦泽潞昭义军的历史与现状，为泽潞兵事建言;两篇人物传记《燕将录》（卷六）、《窦列女传》（卷六）歌颂策士谭忠和烈女窦桂娘在与藩镇斗争中表现出的节义和智慧;《感怀诗》（卷一）、《东兵长句十韵》（卷二）亦为征讨藩镇而鸣。杜牧对藩镇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在当时即收到了现实的功效，据《资治通鉴》说：“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3]同样也得到后世的重视，“《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4]（P1296），成为后世认识藩镇问题的一把钥匙。除此之外，杜牧对边境战事也颇为关注。其中河湟（河西陇右之地）安史乱后为吐蕃所占领，武宗会昌年间吐蕃内乱，朝廷上下颇有一举收复河湟之意，这自然成为杜牧关注的热点。集中有《河湟》（卷二）、《皇风》（卷一）、《今皇帝陛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卷二）三首七律围绕河湟问题纵横议论，抒发感慨和热望。武宗会昌初，回鹘乌介可汗南渡大漠，屯兵北境，驱掠人畜，造成严重的边患。杜牧针对此问题写下一首著名的咏物七律《早雁》，以离散哀鸣的早雁类比流离失所的边地百姓，对其寄以深切的同情，也流露出对统治者无视人民苦难的不满。同时还写下了《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卷十六）以知己知彼的兵家作风分析回鹘现状，剖析唐庭出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出兵的具体策略。除了对当世军事事务保持密切的关注外，杜牧军事诗文创作还借由对兵机要略的阐述，表现出作为兵家学者的理论素养。杜牧曾注有《孙子》十三篇，集中现有《上周相公书》（卷十二）、《注孙子序》（卷十）两篇文章集中阐述其注孙子的理由和原则，体现其兵战理念，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以儒家圣人周公、孔子“大圣兼该，文武并用”相号召，强调兵学修养在士大夫知识构成中的重要性。在《上周相公书》（卷十二）中，杜牧明确指出：“安有谋人之国，有暴乱横起，戎狄乘其边，坐于庙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5]（P843）指出士大夫要履行其富国活人的社会责任，能知兵、善用兵是他们必备的素养。第二，鉴于安史之乱后成长起来的藩镇多属“壮健击刺不学之徒”，缺乏儒家伦理道德的约束，因此强调士大夫对朝廷军事活动的参与意识与主导话语权利，避免国之利器落在不学之徒手中，以保证王朝政治的长治久安。第三，将《孙子》一书的精神内核归纳为“用仁义，使机权”（《注孙子序》）[5]（P784），在尊重儒家伦理原则的前提下，突出兵家 “能机权，识变通”[6]（P7）的诡道智慧。第四，重视对“天时、地利、人事”的充分掌握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战争形势的预先判断和谋划，坚持学用结合、虚实结合的兵学原则。要之，杜牧军事诗文创作在内容上深切当世之务，多属经世之言，其中既有从历史层面对唐王朝军事历史的反思与总结，也有从现实层面对当代军事斗争形势的分析和筹划;既有在理性层面对军事原则和经验的认知，也有基于感性层面对王朝军事问题的批评以及对军事胜利的期待和歌颂。军事诗文创作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突出体现了杜牧对军事领域的高度关注、对军事问题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