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气”和“深情”.docVIP

“真气”和“深情” 　　摘 要：张岱是以散文和史学著称的作家、学者，在《陶庵梦忆》中，有近二十篇作品谈论戏曲艺术，其中多篇涉及对戏曲艺人、家班主人的品评，字里行间体现着作者的真性情、真关怀，也透露着张岱审美理想的深层内容――即以自由舒展的心胸来接受和体验人生的哀乐。 　　关键词：张岱 《陶庵梦忆》 “真气” “深情” 　　谈及《陶庵梦忆》，必要谈明代散文。明初散文多体现为“宗唐宗宋”的历史倾向，到晚明，当时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生气，小品文达到繁盛。明代文学先驱们赋予小品文以精神魂魄，使其名正言顺，并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那么，小品文何以在晚明达到极至，臻于化境呢？ 　　首先，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思潮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沿海等地开始兴起，同时，市民意识开始觉醒、萌芽，任情适性又市井俚俗的文艺解放思潮开始涌动。其次，“断头政治”“大黑暗时代”使得一些正直的官僚士大夫所怀抱的救世报国的痴情和理想，在现实面前纷纷破碎，他们把痴情全寄托于抒写自然人生之中了，诚如左东岭所说，晚明很多士子从阳明那里汲取心学资源为其求乐适意的人生观寻求哲理支撑；更多的是知道天下事已不可为，纵是满腹经纶，一腔热血，却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隐退山林。他们转而向传统朱程理学发动了猛烈进攻，反对理学桎梏，要文学表现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 　　那么小品文何以在张岱身上展现其风华绝代的呢？张岱小品文的胜出，就在于他比别家多了一层无家可归的底层体验，他以“真气”和“深情”来观照社会人生。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所言：“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之，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①他曾经经历过极度的繁华，如今“过眼皆空，五十年来，终成一梦”②，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其内心深处留下了刻骨的烙印，还有什么可以不敢道破的呢？ 　　一、张岱《陶庵梦忆》中对越中曲家的品评 　　“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余友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鞠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③张岱对这段议论非常满意，在诗文中多次提到。在肯定人的“真气”的基础上，张岱更注重“深情”的开掘。他说：“其一往深情，小则成疵，大则成癖”（《五异人传》）。在这里，“真气”已被“深情”所包容。祁止祥对戏曲的喜好到了“痴”（袁宏道曾有“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的地步，他亲口传授家班艺人阿宝唱戏。在南都失守以后，阿宝沿途卖唱来“以膳主人”，最后竟至“止祥去妻子如脱屣耳，独以娈童崽子为性命，其癖如此”④。张岱友人祁止祥是一个真性情之人，作者何尝不是一个“真气”之人，他敢于写出至友癖好娈童而视妻子如衣服，若非至真至性之人，岂能为之？谭坤在其博士论文中这样说：“在张岱看来，‘癖’与‘疵’是真性情的表现。越中曲家爱戏成癖，戏曲已经成为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他常把自己的情感、趣味投入曲中，其实也就是把个人生命投入其中，常会对生命有一种感动。同样，张岱对明末阮大铖的品评也以“真气”为主。明末阉党成员阮大铖在政治上臭名昭著，但在戏曲上却颇有造诣和创新。在《陶庵梦忆?阮圆海戏》中，张岱对阮氏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盂浪不同”⑤表示赞赏，但对其政治上的恶劣行径也予以批评，绝不避讳。张岱写道：“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其传奇不之著焉。”⑥“在《石匮书后集》中更明确指斥：‘大铖在先帝（案指崇祯）时，每思辨雪逆案，蓄毒未发；至北变后，遂若出柙之虎，咆哮无忌。’”⑦张岱对越中曲家袁于令的戏曲才华十分欣赏，自谓“余见鹿城袁■庵，舌吐三百不能合。《西楼》一剧传天下，四十年来无作者”（《张子诗秕?为袁■庵题旌停笔书之》），认为“《西楼》，只一情字”，可方之于汤显祖《还魂》，但对袁之《合浦珠》“亦犯只求热闹，不论根由，但要出奇，不问文理”之病，也提出了坦率真诚的批评。《陶庵梦忆》最后完成的时间大致在1644年之后，张岱强调要写出人物的“本面真面笑啼之半面”（《家传》），要“得其真，得其近而已矣”（《张子说铃序》）。对人物的品评，张岱认为：“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乎可传也”（《家传附传》）。他崇尚空灵，认为冰雪之气，“受用之不尽者，莫深于诗文。盖诗文只此数字，出高人之手，遂现空灵；一落凡夫俗子，便成臭腐”（《一卷冰雪文序》）。“故诗以空灵，才为妙诗。”然而他所崇尚的空灵，并非“率意顽空者”，而是必须“以坚实为空灵”的基础：“天下坚实者，空灵之祖。故木坚，则焰透；铁实，则声宏”（《跋可上人大米画》）。所以他又推崇真实切近：“食龙肉，谓不若食猪肉之味为真也；貌鬼神，谓不若貌狗马之形为近也”（《张子说铃序》）。这样的美学追求，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使他的小品“有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祁豸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