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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中情文，裁量事代” 　　林超然：《文艺评论》杂志主编。教授，文学硕士。黑龙江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曾在《人民日报》《文艺理论研究》《文艺报》等处发表文艺评论文章13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汪曾祺论》《1990年代黑龙江文学研究》等多部，先后十余次获得“黑龙江省文艺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省级以上学术奖励。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文艺理论评论家”高研班成员（2005年），中国文联“全国文艺人才”高研班成员（2014年）；“黑龙江省青年文化新星”（2008年）；燕山大学兼职教授（2006年）；黑龙江省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委员（2002年）。另在各类文学报刊发表作品400余件，出版散文集《学习奔跑》等。 　　任雪梅：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任雪梅：我注意到，您是从高校调转来到编辑部的，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种转轨是否平滑、顺畅？这样的身份变化对于您本人和《文艺评论》意味着什么呢？ 　　林超然：还算好吧，我这个人适应能力还是可以的。有一点我很幸运，那就是这么多年我的兴趣爱好与工作性质常常叠合在一起。作为一个以笔为生的人，这么多年其实一直离报刊都不远的，想要自己的文字面世找到“婆家”，就要熟悉甚至研究报刊。“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的情形是有的，原因有很多，作者对要投寄的报刊没概念、不了解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每张报纸、每本杂志都是活的生命体，它有自己的眉眼、好恶和性格，对不上脾气，就不能获得它的认可、它的放行。 　　我常发的那些报刊，就是我多年来保持交往的朋友，它们给我的是一种亲近感、一种感情表达方式。《文艺评论》就是这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是它的作者，最初我还只是个二十岁多一点儿的毛头小伙子，现在看那时的文字特别青涩，愧对少作呀，我越发体会到《文艺评论》编辑老师对我的厚爱和照顾。二十多年下来，我也在这本杂志上发了二十多篇，恐怕是作者中文章数量的第一吧，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敬意。但是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从它的作者成为它的编者，缘分呐。原来只是走亲戚，这回还住下赖着不走了，由客人变成了主人，还真是有点不大习惯。 　　实际上，我的编辑生涯要早得多，1998年、1999年两年我曾有幸在《演讲与口才》杂志社工作，近距离跟邵守义先生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个中情景真是难忘。大概是2008年春天我调入《绥化学院学报》编辑部，高校学报，特别学术，干了四五年，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学术锻炼，要知道它涵盖了人文社科类的所有方向，主编什么都得明白一点儿，否则活儿就没法干了。 　　如今这种身份变化，对我本人而言，多了许多工作内容也即人生内容，读书、写作都从最高处退下来让位于编辑事业。我的多数心思，都用在了选题策划、沟通稿件，甚至找钱的事情上了，因为办刊经费紧张不是？我的到来，对于《文艺评论》也会有点儿特殊意味，主编的所思所想，一定会作用在、反映在刊物上，我会与这个名为《文艺评论》的朋友重新认识、重新开启和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友情模式。 　　任雪梅：当下学术期刊林林总总，竞争日趋激烈，有一些刊物日子已不好过。作为一本文艺理论杂志的主编，您怎么认识刊物的处境，会做出怎样的应对？ 　　林超然：《文艺评论》恐怕就是您说的“日子已不好过”里的一个。《文艺评论》创刊于1984年，三十多年过去，我们有了不短的发展历史，有了很好的理论积淀，有了不错的学界口碑，差不多国内所有文艺理论、评论方向的专家、学者，都曾是我们的作者，不少人的第一个重要的学术脚印就出现在《文艺评论》上――也就是说他们是从这里出发，走向全国的。说这些，不是说我们曾经“阔过”，不是说现在的心境有几许落寞。没有，真的没有。当初那些作者，并没有忘记《文艺评论》，他们很多人至今仍是作者队伍的中坚力量。 　　但黑龙江省地处边远，也容易成为文化的神经末梢，远离话语中心，办刊一定会受到影响，这一点无需回避，所以我给自己刊物的一个定位就是“不逞强”。“不逞强”，是有自知之明，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对于学术话题，不在时间上争第一，而在沉稳、厚重上花力气。就像我们刊物的外观设计，仍沿用传统的不去追求时尚的小开本，装帧也近于素面朝天，在刊物丛林里显得很不起眼却不失一分自信。我觉得大场面、大热闹与我们无关，我们只坚定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好自己，持续地发出不太响亮但足够结实的声音，以“有为”赢得“有位”。 　　“不示弱”是另一个定位。我把“不示弱”理解成刊物的价值和意义。每一本刊物都是一个平台、一个阵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应该的。我们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墨守成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一定会及时作出自己的反应和选择，做好当下，拥有未来。现在的文艺理论刊物不少，发的论文也足够多，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