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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泉州港的兴衰看中国古代海外贸易 摘要：泉州是中国历史上对外通商的重要港口,有着悠久的海外交通史。泉州的全面开发始于唐朝，唐代开埠,泉州成为当时四大通商口岸之一。宋元时期，泉州港跃居为四大港之首，以“刺桐港”之名闻名于世，马可波罗将之誉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东方第一大港”。明清时期，泉州港逐渐没落，昔日“市井十洲人”、万国国旗飘扬的繁盛之景不再。 关键词：泉州港、海外贸易、东方第一大港、古代商业 泉州位于福建省的东南部，靠山向海。河流以戴云山为中心，呈叶脉状向四周分布，分属闽江水系和晋江水系，溪流多达35条。海岸线曲折蜿蜓，有湄州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四个港湾，14个港口。山的磅礴，水的灵秀，泉州兼而有之。泉州港地理位置优越，且港阔水深，避风避浪，利于船只停泊，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其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奠定了基础。 泉州港的兴起 公元520-527年间，天竺高僧拘那罗陀到南安九日山建造寺翻译梵文佛经，这是迄今已知泉州最早的海外交通例证。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渐弱，吐蕃侵占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而北方则由于战事频繁，丝绸等商品产量减少，商人亦不愿冒险远行。当时，由于指南针的发明和造船技术的提高，航海业得到了发展。当清脆的驼铃声逐渐淹没在漫漫黄沙之中，汹涌的波涛中又出现了新的贸易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早期的主要运输物品是丝绸，后期则以瓷器为主，分东海航线和南航航线，泉州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唐代经济重心开始南移，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南方对外贸易大大需求增加，朝廷也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保护海上通商贸易。唐朝大和八年，唐文宗下令保护到广东、福建通商贸易的外国商人，并且委派官员经常加以督察，强调不能加重税务，以保护贸易自由。泉州港因其腹地经济的发展及优越的地理位置而发展迅速，与三佛齐、流求、越南、阿拉伯等地的商品互通有无，有力地促进了港口经济的繁荣。许多外国商人来到泉州定居，出现“船到城添外国人”的景象，唐朝政府亦在港口设参军事对港口贸易及来华使节和商人进行管理，泉州地方财政也由此获利。 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严重，时局动荡，而福建偏安一隅，受战乱影响较小，经济生产得以继续发展。王审之治闽三十余年，“尽去繁苛，招徕蛮夷商贾，纵其交易”。这里的“蛮夷商贾”，当包括来自“夷洲”、“流求”的台湾商人。治闽的王氏政权在闽置“榷货务”机构，管理贸易，征收商税，将海外贸易置于官方严密控制之下;设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 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在三十余年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五代后期，留从效、陈洪进刈据泉州，留、陈大力发展海外交通贸易，从泉州港运往阿拉伯、东非等地的货物有陶瓷、铜铁等手工业品，运回的是象牙、犀角、樟脑等贵重商品。 王审知时代福州与泉州同是繁荣的对外港口，但五代末期福州港长期受战乱的影响，大大地衰败了，泉州港由于留、陈的努力，又有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王氏兄弟和留陈二人的举措为泉州在宋元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泉州港的繁荣 时间的马车缓缓前行，历史进入到了宋代。北宋初期，泉州港的发展虽然保持着较好的势头，但依旧无法和广州、明州（今宁波）等开埠历史悠久的大港相比。宋仁宗在位期间，广州港出现衰败的趋势，泉州港则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发展需要，市舶司在泉州设立，泉州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积山”的繁荣海港。 赵氏政权偏安杭州，虽然南宋政治军事实力较为衰弱，但却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发展的巅峰。由于南宋需要向金国缴纳大笔赔款，政府鼓励商品经济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加之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力，尤其是制瓷业等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据成书于南宋后期的《诸蕃志》记载，南海有53个国家和地区与南宋通商贸易，南宋商人出海去贸易的也有20多个国家，形成了通向日本、高丽、东南亚、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泉州靠近政治中心，在南宋地位特殊，许多皇族在此居住，数量仅次于京城临安，为南宋陪都。政治地位的提高促进了泉州的海外贸易发展，港口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和种类不断提升，贸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贸易额迅速上涨。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市舶一年的收入即相当于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1134年）7年的总和，贸易额接近广州。南宋中期，泉州贸易更是发展迅猛，此时泉州市舶收益已基本赶上广州。至南宋末期，泉州海外贸易额完全超过广州，而一度兴盛的广州则失去了第一大港的地位。 元是泉州港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将泉州誉为“东方第一大港”，他在游记中写到：“刺桐城的沿海有一个港口，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驶往行省的各地出售。这里的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