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docVIP

“诗言志”与“诗缘情”矛盾的非矛盾性 摘要：一直以来，理论界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对立起来，从而形成文论发展的两个不同流派，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互渗互补的矛盾性。事实上，理论界长期流行的这种“矛盾”说法有失偏颇。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这两种说法不仅在文本来源上造就了一种虚假的矛盾性，而且在以“情”为本体的观念上也分化了两者的交叠重合，而“诗言志”与“诗缘情” 矛盾的真正根源在于儒道观念的差异。 　　关键词：诗言志；诗言情；志；情；自然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2）01?090?05 　　现在理论界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有两个流派：一种是“诗言志”，其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控制；一种是“诗缘情”，其表现诗歌的情性本体。言志派一般将“比兴”理解为伦理道德的象征和美刺讽谏的寄托。该派主要承袭了毛诗序的言志教化说与牵强附会“主文而谲谏”即歌颂与讽谏主张，是形成儒家扭曲文化与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的一个根本支点； 至于缘情派，则从另一个角度来倡导曲折的意义表述方式，即从诗歌情感与艺术形象的表达与创造上来理解“比兴”。将主观情感客观化，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主要继承了毛诗序的感物抒情说，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文艺的情感性与形象性，即说作家要冲破“诗言志”的牢笼，根据自己的情感来表达，带有人文主义的趋势。 　　言志与缘情似乎充斥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两者是否矛盾？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这两种大致的说法真正矛盾的地方又究竟在何处？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一、文本来源造就的虚假“矛盾” 　　“志”与“情”是不是中国文论贯穿性对立的概念？应该说这个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实际是缺乏根据的，好像中国缺乏人道主义，是教条的。我们所有的理论都从传统而来，而我们应该用现代方法、现代思维把遮蔽的传统写出来。 　　首先，它们从文本来源上就是错的。诗言志从《尚书》而来，而不是《诗经》。《今文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被视为中国最早的诗论，这时的志包含着情，不单单是政治的理想。“诗缘情”是出于陆机的《文赋》，揭示诗是广义的诗歌。诗歌文体与赋的区别在于，在写法上诗歌是根据情感采用字彩华美地书写，写赋具有很强的对象性，但对客观事物描写弄的太复杂。当然汉赋对中国语言发展作用很大。《乐记》说“情动于中发于声”，《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刘勰说“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严羽说“诗者，吟咏情性也”。 　　“诗缘情”是作为单独文学文体之一的。从汉字构形上看，诗与赋的区别，诗可分为言和寺，古文中寺与持通，“持”是承有、承载、持平、把持之意。诗三百感情健康“思无邪”，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理性对情感的把握。闻一多考察“寺”可分为“士” 和“寸” 。“士”指知识分子，“寸”意即在走路、行走，知识分子通过他的活动就写出了诗歌。总的来说，诗要言志，“志”分为“士”和“心”，知识分子的心就是“立志”，立什么志？就是立知识分子之志，就是在古代文化范围内，建构传统文化的文化理想。那么这种文化理想能不能包含感情呢？应该包含，中国总是把这个东西对立起来，“诗言志”、“诗缘情”这两个划分很流行，但是实际上是虚假的。 　　二、“情”本体观念的重合证实 　　“非矛盾”缘情与言志是不能匹敌的，显然流行概念是错误的。所有强调诗和情感有关系的理论家并不反对诗言志，朱自清即认为诗言志是开山纲领。所有朝代关于此的每次辩论都会回到诗骚传统。《毛诗序》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典”，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充分发扬了儒家文化的教化中心论与隐约委婉的“比兴”话语方式。《毛诗序》提出以情感教化为旨归的抒情言志话语系统以及以比兴为核心的话语表述系统，这两点形成了“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的曲折意义生成方式与意义表述方式，形成了中国文学与文论最基本的话语解读、表述与意义建构方式。 　　以情感教化为旨归的抒情言志说，是儒家文论的核心话语，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文论话题，如物感说、风教说、温柔敦厚说等，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差叹之，差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序》的最大贡献，就是第一次把“情”与“志”联系在一起来论述，给古老的言志说注入新鲜的活力，从而从理论上确立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抒情言志的传统。首先应该辨析清楚它所说的“情”与“志”的关系。在先秦，志多指具有一定伦理道德规范的思想，偏重于人的理智和理性。情主要指人的感情、情绪。但言志与抒情，都是集于中而发于外，表现诗人内在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言志与抒情是一致的，即都是表现。两者必须同时萌发，形之于言，才是全面的符合创作实际的。正是毛诗序将“情”首次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对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