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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法律人与非法律人 　　摘 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随后，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依法治国提出了更明晰的要求和路径。法治中国的实现和法治理想的谋划是法律人与非法律人共同的事业。法律人的存在，特别是他们所拥有的专业性很强的法律知识，为法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性和准备，这种知识无疑是法律人理性的体现。但法律存在的正当性，不仅在于法律人的理性，也在于法律是非法律人对于良善生活要求的反映。而且，法律效用与法律目的的实现，也离不开非法律人的认同与参与。法律的良性运行不仅仅要依靠法律人，还要依靠非法律人。 　　关键词：法律运行 法律人 非法律人 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c）-0197-02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1]，在此过程中，自然离不开法律的有效运行。法律不仅仅是抽象的规则体，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则最终要指导人的法律实践，来为我们寻求更完善的生活提供保障。法律的这种价值属性，也就决定了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一系列的过程即法律的运行的过程中，法律决不能仅仅是法律人理性的体现，也应反映非法律人对善的生活的要求。无疑，法律人的理性对于建构理想的法律秩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法律人的理性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也就是说法律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非法律人的参与，即没有非法律人意见的反映和协助，法律存在的正当性及效用就无法保证，那么法律的良性运行及其背后的法治理想就无从实现。正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该文将重点围绕着法律运行中的法律人与非法律人的关系展开讨论。 　　1 基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法律人的特质 　　1.1 法治理想的实现要有法律人的存在 　　法律人是法治理想的先声。法律人，简单来讲是以法律为职业的人，比较典型的是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律学者。作为部分而存在，他们拥有各自行业内的规则与操守，如法官为了公正地审理诉案要具有超然性和中立性；检察官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行政性；律师为当事人维护正当性利益提供法律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收益，这更多的表现为营利性；法律学者由于作为社会的良知，不满足于现存的自然法，表现出了更多的批判性。虽然，他们在法律人的大的称谓之下，被冠以不同的称谓，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他们拥有区别于非法律人的特质。 　　“法律人译自英文lawyer，又译作法律家。无论是法律人抑或法律家，只是译法或措辞上的差别，其所要表达的却是同一个信念：在探索法治的道路上，法律职业者必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维系这个共同体的不再是血缘或地缘关系，而是一条无形的纽带――同质性，法律人正是体现这种同质性的基本单位[2]。”这种同质性通过相同的思维模式、共同的话语系统和遵守着共同的职业规范等表现出来。 　　1.2 法律人的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所特有的对法律问题的思考方式，或者可以说是对法律现象及其规律的认知及其评价方式。对于法律思维模式而言，如张文显[3]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指出了法律思维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以权利与义务分析为线索；二是普遍性优于特殊性；三是合法性优于客观性；四是形式合理性优于实质和理性；五是程序问题优于实体问题；六是理由优于结论。还有如季卫东在《法律职业的定位》中对法律思维方式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以三段论推理为基础。”孙笑侠也在他的《法律人思维的规律》中将法律的思维方式归纳为：“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只在程序中思考，遵循向‘过去看’的习惯；注重缜密的逻辑，慎重地对待情感、情理等因素；只追求程序中的相对的‘真’；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地进行‘一刀切’。”对于法律思维来讲，其他的学者如谌洪果[4]、周晓春[5]等也有详细阐释。虽然对于法律思维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思维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法律思维正是通过特有的程式、符号进行的，这种程式与符号即构成了法律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区别于日常语言，它是法律人所特有的。同时，法律职业之所以会成为共同体，也在于这种共同体具有自律性和自治性，而自律性和自治性的形成，离不开他们对共同职业规范的遵守。 　　1.3 法律职业共同体也是意义的共同体 　　在我看来，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仅仅是组织的共同体，也是意义的共同体。也就是说，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是有着一种内在的规定性在后面起作用的。法律人的特质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