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比较.docVIP

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比较 　　林语堂和鲁迅对推动中国幽默文学史的进步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在这方面贡献巨大，“幽默大师”的头衔一直被提到，并被后来者不断地学习和称赞。林语堂最早把英语“Humour”一词翻译成“幽默”，并倡导其改变人心的作用，主张幽默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认为老庄、鬼谷子等都是早期幽默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实际上鲁迅是林语堂提出“幽默”主张后最早的支持者，所以他笔下的文章大多充满幽默，可笑滑稽中满是对于当时社会的讽刺。 　　虽然林语堂和鲁迅都是主张“幽默”的志同道合者，然而他们的幽默风格却迥然不同，因此导致了两人在三十年代初的对立。对此，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对两人的幽默风格做出比较和分析。看过不少研究林语堂和鲁迅的专著、论文及评论文章后，我认为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主张是有相同之处的，因两人的对立掺杂了时代背景和政治历史因素，所以大多评论家会偏向鲁迅的幽默思想，认为其更为积极。但是撇开复杂的社会、政治、历史因素，单从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来看，林语堂和鲁迅的幽默风格孰好孰坏，难以比较，因两人幽默个性突出，不尽相同，倒也反映出文学的多样性，两人对中国幽默文学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地位牢固，而这里我要比较的是两人幽默风格相同和不同之处。 　　一 　　说到林语堂和鲁迅幽默风格的相同之处，那就是两人都运用幽默这种文学载体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且内容都是来源于生活，并传达出高于生活的感悟。这些地方能表现出两人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人文情怀，对生活有着敏感的洞察能力，对社会怀着强烈的责任感，笔下文章除了能使人感到诙谐外，又能使人有所收获。 　　（一）在幽默中反映社会，关注民情 　　许多评论文章都把林语堂和鲁迅作为完全对立的代表作出分析和评论，认为鲁迅的幽默观才是进步的，而林语堂是落后的，这源于这些学者认为林语堂倡导的性灵、闲适的幽默不合时宜，对于当时黑暗社会的批判力度不够，而且只是一味地主张幽默能够改变思想，陶冶性情。实际上，林语堂并没有脱离社会，从他的作品中还是能看出他是关心政治和百姓疾苦的。正如鲁迅认为当时的幽默文学作家只是不想做“文字狱“中的主人，只能“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1]。”阅读林先生的散文和小说后，不难发现他在幽默的掩护下，抒发了自己对军阀统治的不满之情，只是较之鲁迅稍有隐晦。林语堂先生通过写《中国的国民性》、《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京华烟云》等文章和小说来反映社会和关注民情，把幽默作为救治社会弊端的良药引进。 　　而鲁迅则更为大胆地用幽默作为讽刺旧社会的尖锐武器，在《祝福》、《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中有着鲁迅独有的辛辣讽刺，饱含沉郁的幽默浸透了他的思想和态度。这些作品同样反映了当时波动的社会和疾苦的民情。例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写道：“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做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这里的语言诙谐幽默，却很好地表现出鲁迅的态度“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整篇文章指出，由于长期受到封建专制的统治，中国人民不敢反抗，所以中国变得没有声音了。这里反映出社会的懦弱和人民的不争，鲁迅认为只有把“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才能冲破旧社会的束缚。 　　（二）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 　　林语堂认为“幽默为人生之一部分”，也是“一种态度，一种人生观”[2]。所以他写的散文、小品文和小说反映生活的很多，把幽默贯穿生活，把生活融进幽默，让文章显得轻松闲逸。而鲁迅写的很多散文也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对材料加以艺术夸张和渲染，把境界提升，以传达出高于生活的信息，这样就能让幽默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来俯视人生百态。 　　林语堂写的《看电影流泪》、《坐在椅中》、《论游览》等散文内容无不是来源于生活。他在《记纽约钓鱼》中写道：“想起渔樵之乐，中国文人画家每常乐道。但是这渔樵之乐，像是风景画，系自外观之，文人并不钓鱼。惠施与庄子观鱼之乐，只是观而已。中国不是没有鱼可钓，也不是没有钓鱼人，只是文人不钓罢了。”这篇散文取材于林先生与他女儿在纽约钓鱼的日常乐事，然而通过俏皮的文字却把钓鱼这件生活小事延伸，联想到中国文人只观景写诗不钓鱼的有趣现象。为了增加说服力，林语堂还列举了古代著名诗人的例子，其中一例：“像陆放翁那种身体，力能在雪中扑虎，可以钓，而不钓。他的游湖方式，是带个情人上船，烹茗看诗看情人为乐，而不以渔为乐。”十分俏皮活泼，调侃陆游只是观看写诗却没有亲自垂钓的事情，最后还升华了主题，指出凡人在世总会俗事羁身，何不接近自然，放宽胸怀呢。 　　鲁迅笔下的《喝茶》、《秋夜纪游》、《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也都是源于生活的点滴片断，例如杂文《随便翻翻》写